【看历史】金石彩笺录

泰山乌鸦

泰山乌鸦

泰山乌鸦

闲庭赏月

第七集
松筠庵 07:40
明杨继盛故宅，西为谏草堂。清乾隆年间由胡季堂会诸友酬金立祠绘像。咸丰中僧心泉居松筠庵，善鉴别书画，死后何子贞为之书墓志，与杨继盛亲书 “谏草” 皆嵌庵壁。

在宣武区达智桥胡同12号。有一座庙叫松筠庵，它就是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后人尊之为椒山先生。河北容城人，明嘉靖进士。杨继盛在南京做兵部员外郎时，恰遇贿赂严世藩而当上大将的仇鸾不敢作战，同俺答委协，建议同他们互开马市，杨继盛写了《请罢马市疏》，反对仇鸾开马市，受贬职处分，后来因马市真相败露，再被起用，任兵部武选员外郎。可是他到职不足一月，就有写成《请诛贼臣疏》，历数了严嵩五奸十大罪，严嵩恨之入骨，终于把杨继盛这个赤心报国的忠臣，投入刑部大狱，被打得皮绽骨折、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强不屈。临刑前，他在刑场留下了正气弥天，万人传诵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杨继盛死时年仅40岁。死后12年，穆宗登基，为蒙受奇冤的杨继盛平反昭雪，赠他为太常寺少卿，谥号忠愍。此后400多年间。一些名人学者争相题诗作赋，称颂杨继盛的品德、风格。

清代吴应芬在《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卷道题字“千秋碧血”。
纪昀、刘墉、左宗棠、吴大瀓等清以来164位名人在卷后题跋。清乾隆年间将他的故居筠庵改为祠堂，正门有石刻匾额“杨椒山先生故居”，正堂内有杨继盛的塑像，像两旁的对联是：“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白永千年。”后殿匾额写着“正气锄奸”。他起草疏稿的书房，后来称为“谏草堂”，他弹劾严嵩的奏疏，请海盐布衣镌石名手张受之记石，现在还嵌在谏草堂的壁上。张受之素敬椒山先生的刚直正气，竭尽心力，手摹椒山先生真迹，精勒于石。谏草刻就，张受之累死于松筠庵内。

道光年间僧心泉在祠之西南隅建一“谏草亭”。亭内有椒山先生手植榆树一截及石碑一块。松筠庵内回廊蜿蜒，假山叠立，院落风雅，清末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1300多举子，就是在这里聚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大家纷纷签字，并由此出发上书的。故居基本格局还保留着，已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闲庭赏月

第七集
万言书 13:10
万言书原指封建官吏呈送给皇帝的长篇奏章。因字数超过万字，所以叫万言书。后来也泛指长篇的书面意见。
康有为的历史事件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1、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
《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2、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扩展资料：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
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
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逝于青岛。
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又名《伪经考》，十四卷，初刊于1891年，是康有为打着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经书论证著作。
康有为的一生中，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主要的政策论文，就是在他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写就的。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为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与此同时，条约也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康有为提倡迁都
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日两国矛盾激化，战端开启。不到一年时间，清军在水陆两个战场接连战败，被迫向日本求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朝委派全权大使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日本议和，签订了著名的《马关条约》。
议和条款的签订，清朝不仅向日本割让大片领土，还要赔偿巨额军费，是晚清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耻辱外交。虽然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意味着清政府正式承认了战败的结果，但仍有许多有血性的国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屈辱的和约，要求与日本死战到底。
当时在京城中，由一批学子向光绪皇帝上书，发起的针对清日战争的拒和再战运动，史称“公车上书”。
在汉朝时，有用公家车马载送应举之人入京的传统，因此后世用公车指代举人。所谓公车上书，即当年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合上书的事件。其中一位非常著名的活跃人士，乃晚清维新派代表康有为。

在公车上书事件中，康有为等数千举人集会拟稿，写下了数万言的《上清帝第二书》。关于这份上书最后有没有上，至今还有许多争论，不过在这篇上书中，康有为等人强烈要求清廷拒和再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条，是建议清政府迁都。

关于清朝迁都的提议，康有为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清廷内部的汤寿潜、郑观应等人，也发起过迁都的倡议。理由很简单，北京作为首都，距离出海口太近，清朝又没有一支经过实战检验的强大海军，导致都城容易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李鸿章的老朋友戈登回国前，亦对清朝提出过这个警告。
事实上，甲午战争中清廷这么快就认输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日军对京师的威胁。在马关谈判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威胁李鸿章，若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将挥师西进，直取清朝都城。一旦京师震动，整个国家立刻会乱作一团，这是清方最大的一个软肋。

既然康有为认为北京不适合作为大清的都城，那么哪座城市是他心目中的首选呢？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几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并分析了其中利弊：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若要迁都，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东边只有天津，更近出海口，不作为考虑选项。若往北走，则离清朝的两个强敌日俄更近，不宜考虑；若往南走，南方虽然富庶，但没有天险可守，也太过危险。所以唯一的选项是往西。而西边的城市中，山川险固，经济也相对发达的，只有陕西西安。
康有为这条建议，虽然听起来挺像回事，但清廷是不会采纳的。要迁都与日本再战，首先清廷不想打，也打不起。清末时清廷对全国局势掌控力已经大大削弱，一旦都城迁徙，难保不会导致内部先出乱子，所以慈禧太后宁愿割地赔款，亦不肯轻易迁都，就是为了要保住清朝政权的缘故。
当然，康有为的建议，也不是完全没用。甲午战败的结果，让清廷意识到京师并不稳固，需要在其他城市承担一定陪都的角色，一旦有变，可以作为临时都城使用。后来的庚子之乱中，慈禧为躲避八国联军，迅速逃到西安避难，便也是吸取了甲午战败的教训。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建议迁都去上海全国要建10个都城

康有为第二次向皇帝提出迁都的建议，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
戊戌年。
自《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时间里，英法德日俄各国对我国领土鲸吞蚕食，大清已经来到被瓜分豆剖的边缘。
直到生死关头，清政府这才想起来，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这场由光绪皇帝发起并主导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是一位踊跃的参与者。维新百日，康有为本人及代人起草的奏折，就不下数十件，涉及到了新政改革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就有一项建立新国都的提议。

在康有为看来，现有的所有东西都太旧了。旧政、旧法、旧俗、旧学、旧人、旧物、旧都，凡旧之事物，皆一应摒除。而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旧得已经承载不起大清中兴的希望，自然也在他废弃的名单之上了。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圮，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
既然北京地气精华都已漏光，因此，康有为在七月所上的《请设新京折》里，开宗明义，指出他理想中合格的首都应该具备的特点。
“窃维王者建都，必宅中图大，为民所止，以招广徕，而观万国。”

康有为认为，大清设立新都，需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宅中图大”，二是“为（维）民所止”。
什么是宅中图大呢？宅中图大，是指居于一国之中央，以谋划四方。我们之前说过，洛阳是中宅天下，长安虎眂天下，北京则身坻天下之瓶口。北京地处北方，在此建都的目的，是据天险以控辽漠，显然不具备宅中图大的优点。

而维民所止，则意指能够吸引民众定居，蓄养人口的地方。康有为觉得，那时北京的交通条件不太好，气候又差，尤其是（对他这个广东人来说）太冷了，吸引不了人才前往，只是“据乱世凭险之都，非升平世阜民之地。”
既然康有为说北京不行，那总得跟大家说清楚到底哪里行。上一次，康有为说秦中是个好地方；而这一次，他却建议光绪迁都去上海。
当然，康有为觉得上海还太小，因而在奏书里请光绪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一个圈。圈定上海到苏州之间，方圆两百里的一块地盘，来营造大清的新都。
光绪看到奏折，或许会问，等等，你之前说了一大通迁都到西安的好处，怎么这次又要迁到上海？况且上海在东部沿海，都不算“宅中”，又如何“图大”？
康有为解释说，“长安自古为帝王居。而今者山皆剥皮，地不华膴；泾渭浅而流小，河运险而难通；距海辽远，交输不便；乃陆争时之都会，而非海通世所宜也。”

原来，与公车上书那时相比，康有为现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他说，陆地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是海洋时代，大国要争海利，首都就得设在沿海。之前上书建议迁都西安，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不能自强者，恐为列强所挟制，宜深入内地。”而如今光绪已经下诏变法，那么“能变法自强者，与外国相流通，宜近海滨。”
上海能内收长江万里精华，外争太平洋海权利。而且，要是把整个太平洋视作中国版图，上海不正是“中宅天下”？
康有为迁都上海之议，乍看之下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却是比之前迁都西安的理论还要不靠谱。
别的先不论，单说近代以来，大清每提迁都，主要矛盾都是北京距离海口过近，只有天津缓冲，容易被洋人所挟制。一旦与列强起军事冲突，后果便是割地赔款。
而上海连一点缓冲都没有，直接就是个濒临海洋的大都会，比之北京，更加无险可守。
康有为说，“能变法自强者，与外国相流通，宜近海滨。”但光绪仅仅是下了个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而已，到底中国能否自强，尚是不定之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以光绪手中的权力，和他手下的班底，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大清是宣布了变法，但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解除了吗？答案是没有。

更不靠谱的是，康有为这次提出的迁都方法，也是几乎没什么可操作性。
“皇上若采行之，先派重臣经营，画图定界。开十二之铁轨马路，疏万千之通道广门。以太湖为池，以松江为渠，营行宫于虎邱，拓公园于君山。凡国有物，次第建设。皇上简其徒御，先为巡幸。及文物咸备，乃定为京邑，迁涣其居。其今京师，以为北京，置留守焉。”
意思是，皇上，你先偷偷派个人去上海建设新都，规模越大越好，但别让太后知道。等新都建好了，你就以南巡为名，轻装简从过来上海，然后发一纸诏书昭告天下，宣布上海为新的国都，同时保留北京为陪都，那么迁都之事可成。

出门旅个游，国都就迁了。让人想起康有为之前对荣禄说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大清一共要建立十个都城。除了上海建设的新都，大清原有的都城兴京、盛京、北京之外，再以武昌为中京、成都为西京、广州为南京、兰州（或西安）为西北京、拉萨为藏京、伊犁（或迪化，即乌鲁木齐）为西城京。虽然也不知道搞这么多都城有什么用，但听起来确实比较酷炫。
光绪读到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很无语。
康有为这封奏折，是七月二十日后所上，此时距离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还有十多天事件。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紧迫形势，康有为这时建议迁都，恐是另有所图。

在公车上书时，康有为是一介书生，不知光绪无权。而戊戌年后，随着康有为对朝政了解的深入，他已知道“上果无权”，光绪只是慈禧手中的傀儡。
在北京，大清旧官僚势力盘根错节，全都是变法的掣肘。因此康有为建议迁都上海，恐怕不是没有考虑到洋人的威胁，反而正是想利用洋人在上海的势力，先将光绪从慈禧手中解放出来。至于列强要为此开出什么价钱，那些日后再说。
不过，面对强大的守旧势力，加上光绪的一些变法措施已经触怒了慈禧，留给维新派的时间已经不多。康有为提议迁都上海，其实也是急不择途，才出此下策，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

另外，康有为这份“戊戌年所上”的《请设新京折》，见于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年）发表的《戊戌奏稿》中。近年来学者黄彰健等发现，康有为这本《戊戌奏稿》有造假嫌疑，里面许多奏折均为他在日后重撰。
《请设新京折》，便是康有为逃亡海外后重撰的奏折之一。因在故宫档案中不见原折，而刚好这份奏折中的文字，与1907年康有为向清政府上《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第三次提议迁都时的说法非常相似。至于康有为是造假，还是将迁都上海的想法坚持了十年，不好断言，只能交由读者智者见智了。

物久则废， 器久则坏， 法久则弊。
名言： 物久则废， 器久则坏， 法久则弊。
注释： 法： 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整套制度。
句意： 东西用久了就不用它， 器物用旧了就要坏掉， 治国之法用旧了就会产生不足与弊端。
出处： 清·康有为《政论集·上清帝第二书》

闲庭赏月

缙绅
第七集16:50、第九集 39:25
第十集 00:47、05:12
缙绅录是旧时书坊刊印的全国职官录。亦省作"缙绅"。
《缙绅录》是古代官场中汇录大小官员姓名、职衔、籍贯的一种名册。缙绅的原义是指把“笏”插在袍服的大带里，这里用作有官职者的代称。
在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名册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内部的档案，而且成为官方的出版物，乃至私人书坊也大量印制发售。

《缙绅录》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一种与姓名有关的重要社会现象。
史载隋唐以前社会上已有《百官名》《百官簿状》之类的书籍流行，不过这种名录是人们因为史书典籍中缺乏《百官表》而编纂的，其性质与后来的《缙绅录》不完全一样。

在唐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有在办公机构的墙上，论写历任官员履历的做法，内容包括姓名、职衔等。
流传后世的官署壁记，比如“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等，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当时官制和人物的重要资料。
唐代还有一种题名制度，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这就是进士科得魁者到京城大雁塔下题名的所谓“雁塔题名”，如果能够跻身其列，是读书人颇引以为荣的事。后来历代相承在殿试后立碑题名。
唐宋时期，社会上还有《登科记》《登科录》《讳行录》一类出版物，汇录进士与诸科登第者姓名、籍贯、家世等资料，因为便于人们在交往中了解他人简况，回避家讳，所以流传甚广。

后来，每一届乡试、会试完毕，即有按发榜名次汇编的名录刻印行世流行，大概也是受此影响。
史料记载，到了宋代，社会上就有汇编在朝现任官员的名册出现在市面上。
在明代时，社会上也出现了由民间书坊刊刻的在朝现任官员名册。当今官方图书馆藏有万历十二年（1584年）春季“北京铁匠铺胡同叶铺”刊刻的《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一卷，和北京铁匠胡同的《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二卷。这是所知现存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坊刻本缙绅录。

到了清代，这一类缙绅录由中央的吏部按档册每年按季度刊刻，取名为“爵秩全览”。名册中汇列该季度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大小官员的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
此外还附录全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的简要情况。可谓一册在手，全国各地的基本面貌一目了然，与当今的“行政手册”相似。
光绪以后，官刻的《爵秩全览》还增加了官阶品级、职官总目、赴任凭限、驿站路程、相见礼仪等居官须知的内容。
这一类内容在坊刻的缙绅录中早已列入，因便利实用，所以很受欢迎，以至于官刻本也将其作为重要内容正式收录。
除官刻本之外，民间书坊也大量翻刻《爵秩全览》，原因是由于“官版难得，而坊刻本遂盛行天下”。资料显示，清一代刊刻此类书籍的书坊，仅北京一地就有40余家。

坊刻的《爵秩全览》一般题为”缙绅全书”，除照录官本内容外，还增加了全国武职官员的名册。因为文职官员由吏部负责，武职官员则由兵部遴选，所以这一部分内容亦名“中枢备览”，“中枢”是当时对兵部的别称。

光绪年间，坊刻本的缙绅录又进而增加了每年京官和外官候补人员的名单，称为“直省候补同寅录”。
在古代官场中，缙绅录是居官者及其幕府人员的必备手册。一则是这类名册（尤其是坊刻本）中，往往附有大量居官须知内容，便于应付各类事物；二则缙绅录开列有内外大小官员的简要情况介绍，有裨于官员们了解各级机构的人事安排，相互往还。

总之，缙绅录是一种实用性的名录，在官场中和市面上风行了数百年。当今它又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闲庭赏月

第七集
下九流 35:20

上九流是指一流佛祖（释迦牟尼），二流仙（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八仙等等），三流皇帝（真龙天子、封建帝王），四流官（大小官吏），五流烧锅（酒厂，封建时代曾是最大厂家），六流当（当铺），七商（商贾），八客（庄园主），九庄田（农夫)。 中九流是指一流举子（举人），二流医（医生、郎中、大夫、药房先生），三流风水（风水先生、阴阳先生），四流批（批八字、算命先生），五流丹青（书画），六流相（相士、看相的），七僧（和尚），八道（道士），九琴棋（古琴和围棋，标志文人）。
下九流是指一流巫（画符念咒招神驱鬼的南方巫师），二流娼（明娼暗娼歌妓），三流大神（以跳唱形式治病的神仙附体的神巫），四流梆（更夫），五剃头的（挑担走四方的理发师），六吹手（吹鼓手、喇叭匠），七戏子（各类演员），八叫街（乞丐），九卖糖（吹糖人的）。
上九流指的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指的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指的是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盗、窃、娼

名不正则言不顺 30:35
出处:《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
1.“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正”，名不是名分不是权力，而是“出师有名”的名，理由、目的、动机的意思。圣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持者为天下的心而说的，并不是为了争一些权力。“言不顺”，言不是言语、说话，而是“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中的言，著作。如果动机不纯，所立的著述便不合理。

2.“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这里的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事情的事。如果解释为事情的事，与后面的“礼乐不兴”就无法贯通了。“礼乐”负责的是教化，如果事情都成了还要教化干什么？“事”是道理的意思，即著述不合理，道理就不成立、不合天理。

3.“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道理就不能行教化之事。

4.“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中”，中肯、合适。如果教化不能行，完全依靠刑罚，则刑罚无法做到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五个手指中间还有四条缝啊，刑罚再繁复也会有漏洞，如果不用道德教化百姓，就需要在刑罚上补上这些漏洞，就会把刑罚搞的越来越复杂，过犹不及啊。

5.“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百姓达不到圣人天下为公的心，所以才需要刑罚。刑罚繁复、反复，则会让百姓无所适从。

6.“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所以君子的治世之名必须要能够论述成书，著述比需要能够执行。

7.“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君子对待他的著述，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闲庭赏月

杨锐
第七集 39:30
第十集 28:26

杨锐(1857年-1898年9月28日)，字叔峤，四川省绵竹人，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干将、"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蜀学会，参与著名的戊戌变法。1898年被处斩于菜市口，年仅41岁。遗著有《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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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清史稿》：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杨）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
代表诗作
【腊月十五夜月】
锦官城里暂停鞍，红粉楼头独倚阑。
一十二回明月夜，可怜都向客中看。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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