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忧草家园

 找回密码
 注册
楼主: 泰山乌鸦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复制链接]
284#
 楼主| 发表于 2023-9-5 13:50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集 春秋争霸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周室东迁后,东周士大夫行役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落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剧《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史称春秋。

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二千六百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地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它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 。

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企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

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人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二千六百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的优势,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助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下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射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

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为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了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文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市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

王砚平: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管仲之力也,可见管仲在里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家商,充实国富,休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邵蓓:我觉得管仲的重要就体现在,他是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一个内政主要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的世代相承,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他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耕作,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未期的燕长城 ,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这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世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

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在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财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礼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陈相灵:周王室它是由盛转衰 ,它对整个的诸侯的控制力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现象,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它,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了一种威信。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国,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五百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国庄公所至五十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

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息、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救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卫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陉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漉酒精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不尊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陈相灵:作为服事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是跟周王室的整个一套政治体制都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些诸侯国,你的一些重要的人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可以随便征召,同样在经济上, 我们说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在齐国的重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定立了召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jì yú)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是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奉太子郑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帝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定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陈相灵:葵丘会盟,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齐桓公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它是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正常秩序,所以说葵丘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一个时期短暂的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是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是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使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遂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招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几千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于斯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致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主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陈相灵:应该说霸主政治替代了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已经是不断地向前发展,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

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国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糖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未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捞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 ,当年,重耳出奔时,狐偃、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二十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邵蓓:他(重耳)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晋怀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怀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基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子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中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子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子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子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子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子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寄去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

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骨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 。在六十二岁的时候,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他很快抓住了机会,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而晋文公同样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迅速成为新的霸主。

陈相灵:那么到了晋文公称霸的时候,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它完全就是靠拳头说话这样一个时代了。

成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 ,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这是山西省侯马市中心的一组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弘。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地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九十里。

吉琨璋: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出一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儿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晋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一百五十年的霸业。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详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地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琨璋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

吉琨璋:这一套鼎呢,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这是五鼎,说明当时在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只能是五鼎。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地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七尊青铜鼎 ,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邵蓓 中国社笠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皿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从时间的纵向来看,春秋是整体僭越的西周。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四十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陈相灵:我们说华夏观念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 这种理念对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的思想导向作用。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两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这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

陈树祥:这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他就有了实力,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都是用铜做的,说它是蛮夷,它不蛮,从春秋到战国,它的冶炼,铸造青铜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西川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它就能够用失蜡法。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失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万全文: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早期阶段都说是一元的,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就是礼制的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楚国)还是按照西周的礼制,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贯彻落实。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为时还很年轻,当是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

邵蓓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以后,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东周洛阳很近了,他就顺便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问周鼎的大上轻重这个事情,当时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啊,你不能随便问,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就回去了。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使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休,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公元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卫、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乘舆,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记述。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

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283#
 楼主| 发表于 2023-9-2 00:21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集 周王室的衰落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义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惠及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促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有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商王,出土于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

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在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张建国: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整个是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枫毅带着队员们花费五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一万余件。

靳枫毅: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风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各个都是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见诸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裔,许多周边族群臣服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种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通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祭公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郡蓓:结果这样不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五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了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成,然而,周共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畿(jī)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刘源:穆王这个做法在古书里评价就是荒服不至,所谓荒服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周穆王西征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

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它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 ,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 ,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

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 ,它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祀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铜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邦君厉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矩伯、矩姜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它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王竑:从裘卫四器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从西周的金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它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朱凤瀚:臣属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做王朝的官吏,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 ,就是聚族而居,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族人,包括家臣,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也含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而且还有军队。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地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地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周王室能够保持它的至尊和礼仪吗?

李学勤: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是谁来继承,谁继承公位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可以后来越管越不行了,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

在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它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谅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始,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即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

三千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厉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曲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而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剥削人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利,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项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原来国人共享霸为王室专有,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厉王进行最独裁最强力的控制,他在全国实行无处不在的恐怖监控政策,只要有说闲话抱怨的人一经发现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

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彘地,就这样执政三十七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彘地,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十四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弱直至郁郁而终。
李学勤:国人暴动的本质原因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周厉王本人政治不好,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他用一些不好的人,那么这是过去传统的看法,最近在我们清华简里面发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还指出了当时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两者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相对也就更坏了 。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静,紧急关头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静,才使太子静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召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摄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十四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彘地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朱凤瀚: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兴,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厉王留下一个推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刘源:到了晚期宣王,他的一些这个实施的方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也有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在王室的一些举措也不是很恰当。

这位中兴之王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这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朱凤瀚: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灭亡的迹象或者信号,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兴,有点像回光返照,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坍,岐周、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之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

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乞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峰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绣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 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岳东: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 一般就举一烽,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烽,如果来得更多就要举三烽,就表明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三千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急,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它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岳东: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诸侯们就很生气,面面相觑,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地就不太来了。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它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黜正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中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

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戎狄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李学勤: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周朝所代表的那种分封制它的一些弊病,那是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西周一开始的时候扩展太快,它扩展得很快,结果它对于一些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他对于西北的这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建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地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岳连建:地上和袋子里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落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 ,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到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        直到二十一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岐周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属,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

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市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市发现有东周墓葬三千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九鼎八簋(guǐ)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四十多年。

蔡全法:郑的军队在当时虽然不是千乘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它不断地蚕食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就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

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繻葛(ru ge)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聃(dān)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

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通出现在葬俗上,西周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诸侯的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各国的国君都出现了用中字型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能够挟天子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遵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这是名义上的,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它的地位,它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期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吾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它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282#
 楼主| 发表于 2023-8-29 12:01 | 只看该作者
第十集 周公摄政

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世人更景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朝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遗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显然过于简单化。

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克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刘源: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克了这个大殷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朱凤瀚: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移民的问题,商人当时是以族来作单位,大的家族还存在,那个反抗的军事力量很强,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策书装在金滕之匮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印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是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着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去世后,太子诵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的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诵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杜维明: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以,那时候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才有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召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召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召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周公向召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个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召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遗民势力联合,由传布留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它们原来都是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鸱鸮》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予子,无毁我室,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召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深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匮,果然取得了周公的策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了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杜维明:我们不管金滕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是假,至少我们想象它有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来发挥他的积蓄力量,这个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王震中:因为成王毕竟年龄太小,所以大政方针一切举措,都是在周公亲自的操盘下操心下进行的,包括东征。

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集聚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地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的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邵蓓:一个小邦周突然成了天下共主,它拥有的土地很大,那它怎么进行统治和管理,它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小片地方,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它一个小邦可以迅速地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遗民,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诏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卫国(今河南淇县),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朱凤瀚: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甚至要册命,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的封建主要的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来巩固周王朝的屏障一样,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周边的夷族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还有一个,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上扩张,等于是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移民的对立情绪,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尚起兴: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这是殷商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方面的遗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德高望重的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遗民,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商丘。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性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邵蓓:大量的殷人被迁到宗周,镐京附近,然后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卫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二个方面就是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千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liú xǐ),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彭林:我们把树根叫本,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有很多树枝,这原来的设想就是大宗的这个本,然后生出了好多枝,就是本和枝,它生出鲁国、齐国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枝杈,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起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杜维明: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造成的一个,等于一棵大树,这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铜器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姞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甥舅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庭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杜维明: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是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点他是做到了。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遗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遗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遗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彭林: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它在东方,它一旦有什么事情,它离太远,所以他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方法处理,当时我能够临时地制约四方。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 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

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三千的前的古都逐渐呈现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谷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垣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一千七百七十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秦乐,称美先王。

杜维明: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明堂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这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当时周公造成以后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仁的价值。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它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嘉礼、宾礼、军礼与凶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庶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行程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列,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地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杜维明:礼后面一定要有仁来支撑,它才有动力,它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是走,它一定要经过实践,它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是合在一起,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演示,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孔子对周公所讲得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要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尚鬼,迷信巫术走向礼治、德治。

彭林: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有气味,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像化变成礼,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制礼作乐皆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杜维明: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硬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一种对天命的一种诚诺,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完全在他的掌中,一种尊重,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对周代的这个国运,能这样昌荣这样发展下去,他起了极大的作用。
还政三年后,周公生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克已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杜维明: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这是个郁郁乎文哉,这是个好事情,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因命,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我觉得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经大法。

朱凤瀚: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王朝的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了,春秋的时候很讲礼仪,非常讲礼仪,那时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然后外交也用诗,贵族之间用诗,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礼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逍逝,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三千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倡的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已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281#
 楼主| 发表于 2023-8-25 11:43 | 只看该作者
第九集 武王克商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五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六百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的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大军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率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漂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

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古公亶(dǎn)父在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dǎn)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bīn)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朱凤瀚:周人在那起源,而且在那有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他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古公亶父之后,经过王季,到后来,特别是文王时代就是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閟宫》所写: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大王即古公亶(dǎn)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岐以后才开始筹划翦除商的事业,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朱凤瀚:周人这种克商的思想起源那应该确实很早了,起码是王季(季历)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王季,当然他称没称王还可以讲,也可能是后人追封的,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自己成为一个王国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季的时候应该有,当然你说古公亶(dǎn)父,他迁到周原,把周邦兴建起来,使自己强大,但是克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文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就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邘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

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一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朱凤瀚:《诗经》上有《大雅》的《文王》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最后为周人克商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王震中:周人自己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上的地位。

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礼士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姜子牙)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程,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

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歧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既丰邑。自歧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丰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王震中: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东方版图。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朝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丰迁至位于陕西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

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木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即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朱凤瀚:中国历上有些末代的君主,好像被贬得很低,其实末代君主,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也很有才干的,甚至很勇猛的,像商纣王,史书上记载他很有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像《史记殷本纪》,还有其他的史书,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qí)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

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地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地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依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朱凤瀚: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还有什么,文献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的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地看看,商王国对他这个军事积淀行为有什么反应。

王震中:他看到有八百诸侯响应他,从中看到了天下的民心的归向。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周族人的举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兆象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

朱凤瀚:就是说真正记载到武王克商有这么明显的天象灾异这些东西,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时候的人在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商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是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的人后来的一些追记,甚至包括有些诟病,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情况。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和甲士步兵四万五千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五万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邢丘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王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筵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朱凤瀚: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大家从各个方面认证这个武王克商的年代,从历法上利用这个文献资料、金文资料,甚至是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天象,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当然经过一定甄别之后也有一些推算,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一般都采用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五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武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陈相灵:当时,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还是,他这个力量实际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照样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是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战略上在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成十七万大军,那么十七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殷畿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修整, 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兜土筑台设坛,殷历二月四日黎明,武王登台麾军,作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历数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词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尚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尚书牧誓》的古音读法。战前动员结束后,周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三百战车、三千武士,四万五千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潮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下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王震中:牧野之战这么快速的,不堪一击的就结束了,这个主要的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朱凤瀚: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因为当时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反戈一击,走的走散的散,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后来叫所谓民心,所先你要出师有名,你能够代表民意,武王克商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种,他积聚力之外,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他做了相当多工作,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战争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一支延续到我们今天。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鹿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六百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鹿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燔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六百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见冲刷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三千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荆榛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朱凤瀚:殷周这场置换,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革命这个词其实也是我们后来还在用,革命其实就是一种天命的表现吧,因为这个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武王庙坐落在获嘉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二月十九这天,都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个,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

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朱凤瀚:商周王朝尽管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了商王朝的话,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比如说在政治上, 首先这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疆域)是一个领土比较集中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就是不单占用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有的周人这个更大的气势,主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所以采取了封建,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后来的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这商周王朝的更替,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的,比较说在思想文化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 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王震中: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一味的只相信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朱凤瀚:他不但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它对于你能不能得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周人贵族要尊奉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来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笼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世明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

280#
 楼主| 发表于 2023-8-22 13:06 | 只看该作者
第八集 商代文明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作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致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的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经史学家王懿荣染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宋镇豪:商这个五百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殷本纪》,《殷本纪》讲总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在史学界也好,过去我们都把它当做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做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使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史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她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三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的推动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五万片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保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

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在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晚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

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老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是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诒证、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襄、郭沫若、商承祚、容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朱凤瀚:其实在过去很早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也是在研究除了文字之外同期也在研究诗词赋等等,但是那时候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突破了文字,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资料,同时也包括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像铜器、陶器、建筑构件,挖掘的大的墓葬遗址,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甲骨文发现之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到殷墟这个时期基本上这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自19世纪未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十五万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释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属、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李学勤: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实际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老文字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系统有一个特殊的稳定性,所以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字系统,那么中国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事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记事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地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的形状的兆纹,贞人和商王对它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王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祭祀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有自然的神啊,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人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甲骨文中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麑、麞、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祀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宋镇豪:用祭祀的牲口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都要祭,他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一天逮不到呢,所以主要还是家养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鸡牛羊马狗,马当然不用于祭祀,但是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有千牛、千羊的,那等于说大型的牲畜养殖场,差不多饲养一千头牛那规模非常大。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工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计有镰、锄、铲和耒耜(lěi sì)等。自从商朝的第十九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洫,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宋镇豪: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必须要结合历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历法,没有历法它什么时候夏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地进行,所以商代的历法是非常发达的。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月)记月,以太阳记年,干支记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终叫做十三月,称为年终置润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的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

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三千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贞人)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捷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王震中:按说酒文化,因为商人宗教崇拜非常发达,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最近在殷墟北面的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州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利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马柏成:这个铜的配比,从古到今基本上这个配比都有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祭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他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实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

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二三百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 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程式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地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未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金文,旧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朱凤瀚:因为很多的青铜器我们叫做神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另外一方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青铜器的纹饰设计,匠人们他们又别具匠心,他们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兼有神器实用器,同时又有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抚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及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王巍:这个商朝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当然从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了解,《殷本记》中就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出土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生活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是什么装束,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这个我们基本上,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是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圭、壁、玦、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戚、钺(yuè)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湿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叶舒宪: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唐际根: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当然说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逐渐逐渐的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大家逐渐逐渐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驾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

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尚白,制作的白陶如卣(yǒu)、盘、罍(léi)、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铭刻)精美,色泽皎洁,叩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三千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延用。

王巍:我觉得商代文明要看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体系的形成,包括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基本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鹿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亡后三年,商朝贵族箕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

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生何毓(yù)灵,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柏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五百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279#
 楼主| 发表于 2023-8-19 00:39 | 只看该作者
第六集 夏王朝觅踪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诸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他所有的历史,即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教之忠: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夏代早期都城流传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筑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锁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教之忠:虽然很多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锁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指挥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 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李学勤: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就像基督教圣经里讲的上帝创造了人,人做了坏事,上帝发怒了就降下洪水把人都消灭了,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自然灾害,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凭着人的主观斗争这个组织力量克服这些灾害,随着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才达到这个效果。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髪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bǒ)步演变成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莎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三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上仍存禹庙、禹陵、禹祠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李学勤:大禹治水的传说,他的精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大禹作为当时群众的领袖,他的精神就是德,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人民的生活怎么和领袖人物的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看法。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它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王巍:文献记载当中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详尽,所以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垮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

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国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 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觉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

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朝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民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四百七十年的历史,根据《史记》的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十七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赵春青:因为它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的这个年代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一百多年的距离,因此说它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石前所建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这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益,然而益的威望与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利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益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后,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寒浞所杀,当寒浞夺取王位时,别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

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虞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寒浞失民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寒浞,收复了夏朝王朝。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砦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址,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逝,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278#
 楼主| 发表于 2023-8-15 18:11 | 只看该作者
第五集 邦国时代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将近五百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一批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因为不像有的有逐步的缓慢,它没有,它就是突然中断了。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墙高有6米到8米,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方勤:就是说石家河里边呢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钺这个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相当于王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

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或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方勤: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简单的我们考古学讲,叫做植入性的文化,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方勤:文献上也有记载,禹伐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址就废弃了。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驩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

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版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壁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

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现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何驽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 领队: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坚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何驽:立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圭尺呢,上面有刻度更重要,圭尺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立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了,由天文官来掌握。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驽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何驽:这个圭尺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何驽: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邵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 队长: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两个年度里边都出土这个壁画,很多壁画残片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那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后的粘附面,这个刚好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这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起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那么谁来维系他,石峁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一个,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一千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东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峁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这也是我们做为这个石峁城墙初遇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三十六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孙周勇: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而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副主任: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公元前)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何驽: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的盆形鬲,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许宏:就说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然后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重视神人的沟通的。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许宏: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王宁远: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良渚遗址群和长江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碟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条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

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
  
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许宏: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如果说前边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原始阶段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我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许宏: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黯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遗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277#
 楼主| 发表于 2023-8-12 01:04 | 只看该作者
第四集 文明起源

距今五千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五千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已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四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当时的中国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要做一次发掘。

这次发掘从1921年十月二十七日开始,历时三十六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李新伟: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述,以前的三皇五帝的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地方流传过来的吗?

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五千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黄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五千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

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铸鼎原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五千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五百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李新伟:当时都清理完整个房址,全部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一个建筑的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庙底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李新伟: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

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五千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

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裕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张敬国: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五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个编号是2007年M23,这个M23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敬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二十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张敬国: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我一看这么漂亮的玉石籽料,我说怎么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两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猪就露出来了。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两个鼻孔和嘴,从形态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张敬国:我们有了这件玉猪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猪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把这个玉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三百三十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二百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敛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掘了三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张敬国:98M29, 15的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的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隧孔,这个隧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个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个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五千六百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版,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张敬国:我们叫那个玉版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甲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一种实据,所以说凌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呢,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在五千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凌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早期的祭祀礼仪,有五千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正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
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神秘部落。
  
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五千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积石冢,而在积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刘国详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积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可能是不可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积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冈或土丘的顶部,用积石冢的形式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祭祀的功能。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C形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C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积石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刘国详: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跟牛河梁的三环石坛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积石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刘国详:牛河梁遗址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五十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没有发现居址,就是当时人生活的地方。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

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它面部写实、下身写意,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刘国详: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它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这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三十到五十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王震中 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最早的,距今六千三百年,大溪文化。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六千三百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的多,早了整整一千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一千多年,跨越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王震中:大溪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析是距今六千三百到五千三百年,这就是一千年了,大溪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当时应该是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八百年,这样的话它就跨了一千多年。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

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良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一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二座,1991年,在汇观山遗址又发现了四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琮王、钺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

王宁远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这个良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
  
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王宁远: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到现在我们一般人还很喜欢,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的,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汉字里边,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王震中: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八千年以来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琮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刘国详: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无底起到上下贯通的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作用。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

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山台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龙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刘国详:玉能够延续文明的血脉,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玉能够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古代民族,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在用玉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用玉的习俗。

这些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五千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王宁远: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是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一千七百米,南北约一千九百米,总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四十到六十米,?局部可达一百多米,?现存最高处约四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二十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显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一百二十万立方,莫角山约三百五十万立方,约需一万人工作四年。

王宁远: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的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执钺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
  
在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张敬国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一千多公里,但是呢从凌家滩所发掘的出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形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的王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凌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刘国详:比如说凌家滩文化里边,玉猪的造型,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桶形器,在凌家滩二十三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三件,放置在腰部,我们感觉到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冲国喷薄而出。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他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他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又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276#
 楼主| 发表于 2023-8-9 00:32 | 只看该作者
第三集 农业起源

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和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受益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长在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 ,做狗尾巴草和野糜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农业起源。

赵志军: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 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人类基本的生活所需。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找到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 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赵志军: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在洞穴遗址,因为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洞穴遗址向平底遗址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仙人洞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马尼士博士就下意识地认为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 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实物栽培稻种子呢?2004年 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5科实物稻子,这几个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 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一万两千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一万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颗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棵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藉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 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 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育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说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

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六千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相岱村,距河姆渡遗址只有七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六千五百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 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一百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六千五百多年。

孙国平:如果把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宽度的比是二比一;而我们现在的大米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是白一点就是胖一点,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说松土。

孙国平:这种工具对农田的或者说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看起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应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形态和性能,而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骨耜的生产效率,我们也进行来一些实验的研究,这个骨耜在现在的农田当中,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工具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稻田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地利用这样的一种用水牛的肩胛骨做的一种骨耜对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片大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氏族部落篝火一堆堆地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六千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时期时代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孙国平:可以说完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前。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孙国平: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距离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三百斤左右,所以距今六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一个发展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玉器的制作,特别是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工程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文明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作支撑。

赵志军: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谷农业生产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才能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因此我们通过这些证据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莠,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相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 我国黄河流域尤多 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 最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的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文书《氾胜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六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 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的生活地区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1976年 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洺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14测定 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粮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发现的加起来还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八十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薯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刘勇: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绿色发霉的,等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乳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陶盂和鸟头型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七千年前的陶盂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 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 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旱作文化发祥地,兴隆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田彦国:敖汉旗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 陶器,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标本就十炖重,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候捡到的。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人员从三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百分之九十,粟占百分之十。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c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八千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两千七百年。

田彦国:我们把兴隆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粟和黍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同时检测,结果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出来的碳化粟和黍八千年,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敖汉浮选出的小米,传到了欧洲。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蚌裙,右侧埋葬了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田彦国: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前的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动物检测室做了检测,其中三具不是纯野猪。

对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有一个豕字,豕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 因此畜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他们就成为最早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跟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畜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 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且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型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的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中国北方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赵志军: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而小麦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半月形地带。根据现在的考古证实小麦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传播了到中国并且逐步取代了中国的小米成为了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农作物。

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了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 至此,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已经全部出现在中国,粟、黍、水稻、小麦 大豆 五谷具全 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包括谷子、糜子、稻谷、大豆、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马。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赵志军:充足的粮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 而从事更高级的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 、艺术品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 已存在等级之分。

田彦国:兴隆洼文化遗址每座房址的面积大致都是四十到六十平方米,整个兴隆洼遗址基本是中央中心部落。并排两个大列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最重要人物居住的。

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 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 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诸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275#
 楼主| 发表于 2023-8-5 00:56 | 只看该作者
第二集 中华先祖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永远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但是也经历过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成顺泉:在大约二百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的一个淡水湖。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 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考古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泥河湾博物馆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成顺泉:当时发掘出草原猛犸象的肋骨有16条,还有它的门齿。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燧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成顺泉: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着一块刮削器,这个就说明当时人类刮骨吃肉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1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副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 给予它最致命的一击。大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鲜美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泥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间, 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沾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 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四十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刘建荣:这是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 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禄丰古猿化石的地方。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维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 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禄丰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八百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但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汉斯:在过去的五千万年里地球曾发生过很多次大型气候变化事件,大约四千五百万年前,地球经历了最后一次升温事件,导致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炎热,然后开始降温,一直持续,然而在这期间出现一些持续很短的饿回暖时间,自从中新世以来,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了降温事件,在这段时期,地球上首次在南极出现了冰川时期,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雨林的迹象。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地面,它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 分化成脚。

吴新智:人的两个腿走路跟恐龙和鹅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 这个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动物都在前头,那么所以她的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 他就把脊柱富于弹性,所以人跑跳的时候不会把脑子给震坏了。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高星: 直立行走使人的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可以来携带东西,进行厮打防护,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一些行为能力实际上都与我们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 你的视野会更广,看的会更远。当大地上出现来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的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吴新智:人类进化的分阶段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 那么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猿人(直立人)、古人(智人)、新人(现代人)三个阶段,后来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以后,那么前面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那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测门齿,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元谋人博物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姜础:后来晚上他们用镜子照,非常激动,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古猿的,就特别包装了,不跟其他的动物放在一起了,打着包装就带回北京了。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吉学平:元谋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伴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高星:直立人,顾名思义他是能够直立行走的,就是因为在最开始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他能够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他作为最早阶段的人,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时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脑量是增加的,大脑开始更加发达,大脑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二百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四到五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叶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吴新智:人也没有像猛兽那样的尖牙利齿,他凭什么能活的下去?所以可能主要就是靠用两个手,他能利用自然界的东西来帮他的忙,利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一类吃,可以拿石头去打动物。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狩猎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和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中国的大地上。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是,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中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吴新智:这是个复原的头骨,真正发现的时候都是零零碎碎的,他的头骨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一个眉脊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头顶呢,比较低的,现代的人头顶比较高。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恰恰相反,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和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石片,它们就是原始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自从二百六十万年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石器,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一般是一器多用的,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被加工成各种尖的、韧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有专门化的。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头,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吴新智: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来化验,在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有炭,因此说明当时他是会用火,而且灰烬层里还有一些变了颜色的骨头,变成蓝色活着青色,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烧裂的石头,所以这个时候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的发达,两百万年间,人类的脑容量增加了一倍多。
高星: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取了自然火种,然后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集中的、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要保持火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他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生活的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边,有一些野兽猛禽不断伺机去侵扰他们,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这个火长燃不灭。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常项,他以紫荆的枝条作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鬣狗追杀、吃掉。

高星:鬣狗是一种凶猛的动物,我们人类很少能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去攻击抢夺食草动物,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鬣狗这种动物跟人类的习性有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用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在周口店发现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组织和简单的石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 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大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榄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重要的发现。

吴新智:这个是木榄山下颌骨的断片。

高星: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一些釉系法对样片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出现在距今十一万年前。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六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二十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的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在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山西峙峪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北京市周口店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吴新智:山顶洞分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上室,是人生活的地方;另一部分叫下室,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窨,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就是过道。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的亚间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期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高星:这说明一个人口增加,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工具进步了、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就使你能够把一些小型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人类在狩猎和采摘能力方面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骨针,是山顶洞人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精美细孔。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它们解决了我们祖先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加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高星: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都得到加强。因为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帮他们埋起来,这是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

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辽公网安备 21010502000089号|手机版|Archiver|忘忧草家园 ( 辽ICP备14007463号

GMT+8, 2024-5-20 19:16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