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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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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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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7 21:55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一集 唐代宗教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这里举行。释奠,本来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和普光寺沙门道岳,清虚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乘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切磋,琢磨,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

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成为唐朝的国教。

任法融:唐朝对佛很重视,为什么他把道做为国教呢,因为道是本土本乡本生的文化,所以把道教作为国教,因为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一点就是微观地看,老子姓李,是我们家祖先,史学界说李渊为了抬高门第,追认老子是祖先,所以把道教称为国教。

起因可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度世,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625),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次孔、末后释。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

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记碑》。

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达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各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

从泰山上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谷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他正是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庙,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

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公元754)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追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它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真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一千三百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二百多年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天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篆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实紧密相关的。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许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成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兼通佛典。唐太宗曾诏诣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

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楼宇烈:尤其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的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作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应该读些什么,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整体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精神的综合性的运用,我想孙思邈是最具突出的一个代表。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一百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冥助之力。于是,叶法善时时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十五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宵,领着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传播,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至白热化。显庆五年(660)和龙朔三年(663),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给予相当的支持。

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僧,江湖上此后流传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张弓: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5358所寺,这是经典《唐六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9),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定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涉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

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五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一百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景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取得巨大荣誉,这也标志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贞观十九年(646)正月,46岁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如来佛舍利150棵,金檀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二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十二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主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张弓: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藏,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的译经写了一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文本,见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里面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二月五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幡盖送到墓地。四月十四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五百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百万余人。

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武则天即位,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后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锋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

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达摩院,相传为禅宗一祖菩提达摩修禅练武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九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就是要心静得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释永信:但你要是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离不开生活,所谓的武术也是禅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时,带了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传承了五代。

这是湖北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五祖大师弘忍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龙朔元年(公元661),六十岁的弘忍大师将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让众弟子各书一偈,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自己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壁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禅宗五祖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一直不敢在作偈,但一直在寺庙舂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于是也就作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两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

神秀的师弟们眼看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

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传正: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原来他修行的身体,所以他用心修行,就修城肉身不坏,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五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受发吗,随后又为他授具足戒,这一年,慧能三十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三十七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

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渐教,渐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

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享年七十六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摩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楼宇烈:大乘佛教的发展,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你迷失了就是普通的众生。

张弓:同时更重要的而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你踏踏实实地投入到你的而生活里面,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禅宗以后大大地兴盛起来了。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成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御制《道德经注》,并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

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

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弥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

其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倾向,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干脆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遥契南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吴带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

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楼宇烈: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想要把自己心中的污浊都给扫掉,人以后可以结纳更多的,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

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842)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844),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养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巡礼。会昌五年(845),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经过这次灭佛,全国共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张弓: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了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会昌元年开始采取限佛,最后毁佛。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帝”共四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
公元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

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

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僖宗在送还舍利之时,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指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

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达27组40件,其中十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一千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轮四鼓十二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二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

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袄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

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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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4 14:06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集 唐朝的对外关系

纽约唐人街, 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实际上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长 成建正:我想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地,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因为里边就有那个《客使图》,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从朝鲜半岛,但是也有呢,那个额高鼻深目,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者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释奠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 部长 朴光泳:这个释奠是为了显示我们继承了圣人的思想和教导,包括孔子、孟子,并立志践行效仿他们的正道,所以说每年春季和秋季,在成均馆和全国的乡校都会奉行这样盛大的释奠。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留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使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 部长 朴光泳:实际上崔致远正是因为在韩国弘扬儒学,所以他的牌位被供奉在这里的大成殿里。

也正是从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十五处有影响的孔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日本社会的人文关系,还有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

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如今,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次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 博士 关山藤原浩: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改革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实施新的政策,也就是说变成中央集权制,以强大国家,使国家重生,大化改新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的。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四万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军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求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北京大学 教授 吴宗国: 那么这时期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最方便的,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十九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八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当时的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 研究员 尹夏清: 唐三彩是中国首创的,之后的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珍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都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照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其中的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舫《簪花仕女图》的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在中国,他跟随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高野山灵宝馆 馆长 兹恩静香: 特别是空海大师善于中国书法,他把中国书法写入到日本文化。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作“假名”,在“假名”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大唐学习密法。回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处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

佛教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修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群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日本能剧表演者 茂山茂: 能剧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然后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夫妻吵架和现在的没什么区别。出门男人是主导,进门是女人主导,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在现代社会也一样。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棋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待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师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

这是一所位于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日本大阪职业围棋手 直木森山:我是围棋九段,我从十岁开始学习下围棋,现在我四十八岁了,已经下了三十八年。中国的规则在大陆和台湾通用,在朝鲜、韩国等其他国家采用日本规则,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基本的胜负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基本的计算方法有些差别。军事家喜欢围棋,因为可以看做是一场模拟的战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战略战术游戏的原因。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日本非常盛行。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

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他们不只是一种饮品,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延续了下来。毛利由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阵织和服协会的副馆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日本西阵织和服学院 院长 毛利由纪子: 当时,有遣唐使出使隋朝两次,之后日本也派遣唐使去唐朝。所以引进的不仅仅是隋唐的服饰,还有都城的管理和政治等,很多服饰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的服饰是完全仿照中国的。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著”。

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日本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日本文化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3月3、五月端午等吉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后,民间留下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安徽省九华山管委会 佛学专家 费业朝: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场所。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的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回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韩国游客:在韩国,中国被看做是有很多佛教圣地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将中国看做佛教圣地。我们韩国人对中国的佛教也心存感恩之心。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实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许多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当时中国与南洋、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院长 王邦维: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官员就是贾耽,他在《新唐书》里边儿讲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有“广州通海夷道”。这个“广州通海夷道”,能够把它写进去就说明,到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这个商人,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三种人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再走。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

685年,她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代有滞留近十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往后的四十多年间,51位僧人到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三年(公元629)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十六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院长 王邦维: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啊,也是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吃的、穿的、用的、音乐、舞蹈。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长 成建正: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这些方面。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壁画里面都有体现。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宽容、开放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侣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

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崩,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

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还是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2004年10月11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三百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1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甚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 屈志仁: 这个可以说明唐代当时受这个西边影响了。这件是高昌,就是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你看她有戴帏帽,就是防风沙的。然后唐朝长安呢,就学他,很多唐朝仕女的装饰、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个银器是中国人仿粟特银器的样子来做的,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动物,后来就有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七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 屈志仁: 至于,能够代表唐代文物的一件器物啊,就是一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很特殊的,你到波斯看不见,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基本上是一个波斯银器的造型,上面那个图案联珠纹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棕叶纹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动物型的把手是草原地区一般器物的特色,而且中间有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夜叉族的首领,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酒神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件器物就很有代表性,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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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0 13:56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九集 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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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7 14:15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八集 吐蕃兴衰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使战时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的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就繁衍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砻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散布着雅岩、象雄、苏毗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岩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
囊日松赞死后,他13岁的儿子弃宗弄赞继承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为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译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与梵语发音普陀洛伽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旺加: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的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地藏王。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十三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毗和羊同两部,同时向东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你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族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旺加: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砻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逻些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旺加:这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轴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静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廷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造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作了藏历以及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的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164),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次旦达西: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很发达的一个朝代,世界上也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因为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取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来说,他有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一遍,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对于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于是他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势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迎亲首领的吐蕃宰相禄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敬,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栢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

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举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芨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芨导演来说,她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她生活的土地。

白芨: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十六岁一直到,历经三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我觉得是一个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这一点上,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平均这里有大概两千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八百多人。        

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它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


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诵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三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品,以丝绸工织,以草治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百姓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朝诗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土逼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张云: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的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在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磨,把中原的纺织技术,还有把水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了当地老百姓。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茨木多及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次仁多杰: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时候,雪域高原还没有出现纸张,当时只有在树皮、骨头等上面书写文字,文成公主入藏后,造纸技术引进西藏,结合当地资源进行造纸。

以狼毒纸为原料制作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次仁:这是《春牛算》,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算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耕牧作时节必须编写的一本《春牛算》。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部医典》,在西藏藏医的发展的历史中,《四部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尼玛次仁: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理论,传入到藏医学里面,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方面。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次仁多吉:这个柱子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应该是白橡树,这里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了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沃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沃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尼玛次仁喇嘛: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波尔公主和文成公主,他们两个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请到西藏,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按照阴阳八卦,我们说的风水,公主说,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填湖建设。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尼玛次仁喇嘛: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就在以后,慢慢地藏人开始接触佛教教育,这才使全民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张云: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统治需要,特别是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

在佛教到来之前,苯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苯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一些大臣为代表的苯教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苯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苯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苯教教徒杀害,一直到第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苯教、说神话、讲谜语的苯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苯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苯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次旦达西:苯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的,佛教是反对杀生的,但是那个苯教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它的季节来,祭祀许多动物和牲畜,这样的话对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苯教实际上在西藏是根深蒂固,随着赞普建立大的政权,首先要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葛尔东赞域松之手,葛尔东赞域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禄东赞,但禄东赞推崇苯教,苯教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苯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住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了二十四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次旦扎西:松赞干布去世以后,他孙子、曾孙都是,他的权利都落入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一次建立这种亲上加亲,然后统治、巩固他的地位。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事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龟兹乐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班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江察拉温被苯教大臣杀害,相传原本要嫁给的这是这位未来的赞普,苯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

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的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美好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形,在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次旦扎西:这个历史研究,就是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年间,200多年的历史,互派使臣次数是191次,唐朝派使臣到拉萨吐蕃是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苯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尼玛次仁喇嘛:藏佛洞在里面,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吗,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有,因为世界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证,所以为了便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为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苯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这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区莲花生大师,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的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名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

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苯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苯教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为的第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同步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这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

公元763年10月,20万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推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泌提出了北合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朝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阁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王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巴桑旺堆: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唐人对这个藏族有进一步,对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里头吸取文化素养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碑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名,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驿递线路,并规定了其它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次旦扎西:这个唐蕃两个民族最后走向会盟的这个道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文成公主进藏,就是藏汉两个民族结下了亲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两个民族字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互相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我们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它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去世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

大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于吐蕃来说,唐朝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它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和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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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3 14:09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七集 世界都会长安

公元8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文化。伊斯兰圣哲默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极其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尽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

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龙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当时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些,当时就是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炭化留下的灰烬。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凋残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新建都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隋文帝先跟宰相高颎和大臣苏威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是第二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庾季却来报告说,他夜查天象,又俯察图记,与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文帝的心意。所以隋文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大兴城就开始新建了。

营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凯主持,那时的宇文凯只有二十七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冈阜(六道坡),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濒浐河和灞河,西临沣水,南对终南山,地势敞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是建都的理想之地。

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三月,隋文帝正是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一个新的国家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个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反映了这个中国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长安城总体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地方,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欣: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是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的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皇帝、后宫,办公和居住活动的场所。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区划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数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

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壁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瞰,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理念,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他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市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他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的这个城市。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78)夯筑,隆庆四年(公元1570)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弘的威仪。

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春林: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面最重要的一座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柱础,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翔鸾殿、栖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角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春林: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人体的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而且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基本上里面还有打井的。当时长安城是还是可以喝井水的。

宇文凯在建城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浐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洨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可排泄城内污水, 又能兼蓄地面雨水。 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 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由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坊之内。各坊里,排列整饬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 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的性质,每一天,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坊门,也就是说,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坊里头,有点戒严的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是在长安城前期,就唐代前期,长安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坊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在坊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乎,灯火不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里坊制度,所以到唐代后期沿街开商店,把坊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就使这种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地冲破了当时的里坊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 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 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西安清真寺附近回民安守信:原来我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从他的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一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来到西安,来到这里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它也是外来姓,对吧,我姓安嘛。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城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给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就是产生政治家、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都是在长安嘛。就是有一些人你也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包括李白,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嘛。像杜甫啊,白居易,最后不是都到了长安吗。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尹夏清:这个里面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钴成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成色,也是域外带到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成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 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 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更何况,她们当垆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 而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

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静: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他可以常住,他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些什么公干私干,他都来。所以就这种交流的频率比较大,他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国际性,才能具有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 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他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着,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叫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建了很多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它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重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坊里面,几乎每一个坊里面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它雕刻非常地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西北清真大寺阿訇马良骥:我们现在的这个清真寺啊,通常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的是唐朝天宝元年,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波斯人、阿拉伯的人,云集西安,经商的、做事的,所以我们的先知,默罕默德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求学远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历史也很长。

西北清真大寺阿訇马良骥: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见面沟通的良好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服务的一个场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有建筑,你可以瞻仰,有园林你可以游玩,另外寺院里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朝名家画的,像吴道子,这些人都在寺院里面画过壁画,所以到寺院里头,可以欣赏这些艺术品,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面住,可以在里面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能想到的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跟欧洲那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2004年4月,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也就是著名的《井真成墓志》。 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这个墓志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布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墓志,它的发现,首先它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第二,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空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遭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长期居住这,甚在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如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改个名叫晁衡,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部级干部。能够做到中国官僚核心的、很高的干部。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晁衡,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晁卿衡》一诗痛悼好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建新: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地卖力,非常地用功,有很深厚的学识,而且和当时很多的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使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最澄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历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地加深,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五百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

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它始建于794年,建筑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和长安的布局很相似。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唐长安城因为唐王朝的世界影响力,对东亚的城市也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深受长安城规划的影响。日本的佛寺布局也深受长安佛寺布局的影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日本、朝鲜。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

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六百多人中, 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番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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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9 13:41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六集 中晚唐的困局

公元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它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4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为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安史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北三镇”或叫“河朔三镇”。

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行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此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吴宗国: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跟这些节度使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他们也没有力量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来消灭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黄正建: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是赋税用金钱、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国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这个二十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税酒,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平叛。

与此同时,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这就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充实了国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田悦、淄清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卢龙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

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兵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黄正建: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中央与地方的较力依然在继续。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

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吴宗国:那么怎么样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说不是马上就对节度使,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地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元和九年(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面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来回拉锯战,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雪夜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吴宗国: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牙兵集团,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摄于唐王朝当时那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梅、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黄正建:它的中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各藩镇的割据,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害怕了,听中央的,它的户口要报给中央,它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它的赋税,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它的官员之前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它听命于中央,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821),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试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吴宗国: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地消灭河北的,那些河朔三镇的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销兵政策,是想釜底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河朔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教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文宗无奈之下同时起用两党官员,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吴宗国: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使农民不至于继续逃亡,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
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过来了,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黄正建: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吴宗国: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黄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很大的优惠,比如说它的服装,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政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获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怵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养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军将为了求得节度使职位,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黄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嘴脸和百姓的困苦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吴宗国:宦官的专权,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和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的,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权力。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黄正建: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这个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宰相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吴宗国: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们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离长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天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吴宗国: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的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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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6 14:03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五集 安史之乱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她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

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迫逼这位威播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六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十几年的武氏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的眼中还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

公元712年八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李隆基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即开创“贞元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

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检括,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三十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伟大的功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王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吴宗国:唐玄宗在天宝四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地削弱了,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当时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没觉得事可干。

宁欣: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地滋生,还有呢,唐玄宗年事也高了,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对什么都倦怠了,宫中有些变化,比如说他的宠妃去世了,他很伤心,他会放弃有些外在的一些东西。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

公元736年十一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了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

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刘后滨: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给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的很到位,他很依赖他(李林甫),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得似乎是井井有条。

宁欣:而玄宗因为他后来深居宫中,他并不再和大臣有直接的交往,而且整个的官僚机制和国家的机制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这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整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珠宝,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极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在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吴宗国:开元天宝时期是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地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地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政治经验,也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一些人,结果就必然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唐玄宗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止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间,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一千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种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种,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居为己有呢?

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鱼沉落雁之容的杨玉环,轻移莲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贵妃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邵天帅: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爱杨贵妃,他不是说,大家都想着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

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任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吴宗国: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就是理财的才能,就是善于把国家的收入增加。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排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娱,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献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查官,每次呈献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

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弟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

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

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仿效。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宁欣: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也发展了,大家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吴宗国: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心里头了。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经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盗动手。

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盗,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儿:安禄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为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三百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刘后滨: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的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它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啊,唐玄宗很喜欢他。

安禄山,这个来自营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一个大字不识的军阀,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儿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宁欣: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就拜杨贵妃,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说胡人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雷闻:杨贵妃其实是要比安禄山小九岁的,结果她把安禄山认成她儿子以后,她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洗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让好多宫女把他抬起了,在宫里面巡游。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九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率十五万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刘后滨:到了天宝年间,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三郡节度使。

吴宗国: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卫军,也就是七八万,这些人还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啥战斗力,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是所谓尾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治国之大忌。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至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旦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

公元75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史思明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七年半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万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

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

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万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安禄山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轻松占领了大唐帝国,已盘踞一百年的首都,长安。

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三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匆逃出京城,向四川蜀地撤退。

皇帝出逃,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二百里,从皇宫里逃出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延绵长达二百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

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兵士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氏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

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陪伴唐玄宗度过长达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的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这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在悲痛欲绝中,唐玄宗踏上了崎岖的蜀道。还他没有满足当地百姓一致要求他留下来抗击叛军的请求。这位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帝王,也许因为同时失去了江山和美人,变得万念俱灰。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了下来,李亨对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有打算。在部下的建议下,李亨率军抵达了朔方,并在7月12日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年号为至德元年。

这对唐玄宗而言,不管内心多么不舍和不愿,太子李亨的登基,终结了其长达44年的帝王生涯。对唐玄宗来说,这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但对唐王朝而言,唐肃宗的即位,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

公元757年正月,因争夺王位,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残忍杀死,这位处心积虑的野心家,最终没有逃脱被儿子取代的命运,同年9月13日,郭子仪率军从凤翔出发,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收复长安。郭子仪继续率兵追击叛军。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相州。后来在逃亡突厥的途中死于内乱,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两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

宁欣:没有人谴责唐玄宗,真是没有人,所以你看到他到了勤政楼,大家没说,你个皇帝把国家都丢了,为了一个贵妃,大家欢呼,太平天子,怀念他那个时候,这样的盛世的景象,大家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且并不认为安史之乱就是唐玄宗的原因,大家不这么认为。

物是人非,恍若一场春梦,现在已经醒来,但对于唐玄宗,最美好的事物也许只有回忆。 唐玄宗日夜思念魂归马嵬坡的杨玉环,这个多情的老男人,如今的太上皇,每次看见妃子画像,就禁不住长吁短叹。夜深人静的时候,凄清的长生殿上,想起与贵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常泪流满面。对此,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家国不幸诗家幸,当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反复叙写津津乐道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我们又有谁愿意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高当权者个人不恰当的感情生活是怎样引来这场灾难的?

宁欣:玄宗后期对皇家事务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跟他和杨贵妃这段感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他就把朝政放弃了,如果不出现杨贵妃,出现了被人呢,或者没有这样的人呢,难道他就仍然在励精图治吗?所以这种感情生活不会决定他对国家事务的处理态度,还是跟他本人有关,倦怠了,放松了,希望更多地满足自己的享乐和贪图安逸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和心理。

吴宗国: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和杨贵妃联系起来,那完全是重复了古代的一种红颜祸水的这种说法,是为尊者讳,是给唐玄宗开脱,男人政治搞坏了,要女人去负责,这什么逻辑啊。

公元761年三月,安禄山的命运再一次落到叛将史思明的头上。同样为了王位,史朝义残忍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史思明。763年,史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就在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六个月,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离世。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六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五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角还是反角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

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的俱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
吴宗国: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很多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点,就是说对于当时道德的缺失所进行的这种思考,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夷夏之辨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

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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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 14:15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四集 开天盛世

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弄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一千年,这座山下发生的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

公元710年六月十九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仿效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母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

公元712年七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控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刘后滨: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实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唐玄宗亦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

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剌史——姚崇。

刘后滨: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姚崇应诏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地打猎,姚崇便应邀跟随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吴宗国: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就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把功臣中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求情,就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就把姚崇任命下来。姚崇上任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第二天,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吴宗国: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在制度方面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食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德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刘后滨:宋璟的背景和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了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既定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顿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谄忠良的现象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任上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刘后滨: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检括,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地普查登记,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吴宗国:那么这种工作,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是所谓的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大概就是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的搜括户口,检括土地,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说,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刘后滨:他是经师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说的关系非常亲近,张说非常得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说,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说却另有目的。

刘后滨:就是唐玄宗用姚崇、宋璟,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妆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说一手创办的长安丽正书院,在书院,张说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说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丽正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岳州时结交的好友赵冬曦等等,全都在丽正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气兴盛。

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吴宗国: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在进行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在姚崇、宋璟、张说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由十来位,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行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一百余年的发展,其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刘后滨: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在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的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的四五年,大概开元四五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大唐,西南以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麓为天然屏障,与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茨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便会情不自禁涌出自豪感。

刘后滨: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也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这就是今天拥有八百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170,即170个中国人里面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着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七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6.6亿亩,人均超过9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8倍。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西安的城郊还能找到使用曲辕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曲辕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一千二百多年前,曲辕犁诞生了。与此前的犁相比,曲辕犁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犁铧普遍趋小而锋利,便于深耕并减少阻力;二是由过去的直辕变成现在的曲辕,这样便于安装犁壁,能自由调整犁壁的方向,调节犁壁入土的深浅,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曲辕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吴宗国: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农具以耕梨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筒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功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

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刘后滨: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十亩田的秧苗,另外九亩就可以空出来,这个期间土地是可以利用的。

这里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含嘉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砖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含嘉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六百余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一万数千石(唐朝每石约合60公斤)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的叫做炭化谷子,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它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它们炭化。含嘉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支撑了整个唐朝的繁荣,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美酒就多达九十多种。

宁欣:就像杜甫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是说,开元天宝(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癝俱丰实,实际上他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盛唐的景象。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一名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就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一千三百余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刘后滨: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会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小张一直紧张的在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器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她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疾书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

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器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刘后滨: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人文雅士中扩散开,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韩干,一批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式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諏四部图书,开元二十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吴宗国:把当时的书籍重新加以整理,这是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讲解:今天大家来到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讲解: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从它里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所有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塞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地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个时期国力富有,再加上人们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也是争相消防的。

宁欣: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使隋唐时期。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它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刘后滨:因为封禅是举国行为,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宫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十一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吴宗国:那时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得壮观。

十一月初七,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暴风停歇,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封禅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展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

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元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抹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纪泰山铭》,如今,一千多年过去,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纪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粲然生辉。

如果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潭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宁欣:它这个大会我觉得挺有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是看不到船的,但它从洛阳和现在的开封,征调了几百艘船,它把每一个船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船上的船工,有船上的配合人员,或者叫随船人员,整个这个船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黄正建:这个县尉,他自己头上带的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出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里领唱,再从各县找来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得也是衣裳鲜丽,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地过去,当时看的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就赐这个名、这个潭,赐名叫广运潭。

广运潭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潭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潭边,大奸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钊,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杨玉环望眼欲穿地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她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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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29 13:35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三集 武则天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要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的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启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大幅度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一千三百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宫廷,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她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她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就是武则天。

这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中最为著名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她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于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刘后滨:十四岁入宫,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句话,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彟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观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十一岁使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的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的想要脱离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看见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黄正建: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就是九嫔,九嫔就是有9位,第一等就叫昭仪,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9个,美人9个,才人9个,才人当然是最低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林27个,御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的是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讲到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骢,身手矫健的骑手也不能驯服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她说只需给我三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的看着武则天,问她需要哪三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檛,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它不服,就用铁檛击它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似乎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漫长的十二年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含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吴宗国: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妃嫔),一律到感业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了此一生了。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她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她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它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的度过1000多年,如今它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座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砺,武则天未必会有后面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自己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将武则天接入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黄正建:女人这种选择其实很傻,她等于引进来自己一个敌人,她以为她会站在自己这边来窦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也得宠了怎么办。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的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三千宠爱集于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很快就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齐对付武则天,她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个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持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刘后滨: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协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大臣,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斗争已转换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薪金官僚,如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斩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的李勣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吴宗国:李勣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勣这样的建议,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立皇后,这说明了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10月,武则天入主中宫,册立皇后,从入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十七年的坎坷与抗争,四十四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刘后滨: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不容易。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她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政事,劝农桑、薄徭赋、广延路、杜谗言,武则天的建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员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她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福,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三十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吴宗国: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了也是受到了历代好评,司马光、李贽都评价武则天,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天下英雄尽为之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了,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可是,公元675年3月,当唐高宗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所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处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的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这件事毕竟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柩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韦玄贞。这件事强力刺激的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她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调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

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下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贞等李唐宗室宗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镇压。在平叛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打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布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驿马,以武品官员的待遇提供饮食,让其一路顺风的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就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以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份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蜂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她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她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雷闻:因为武则天作为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面,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里面没有找到她的合法性的依据。

这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雒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而后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献,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授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渲染之后,普天之下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

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的腿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厚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元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住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至。

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她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在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

雷闻:在唐朝就有法明和尚,有十个大高僧就给她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授记义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是指哪儿,就是指中国,经里面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武则天就利用佛教的义理,来给她登基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古印度)传入中原后,经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生长于百姓身中,也与政权紧密相连。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游艺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六万余人都防照傅游艺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的但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性。如此,五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推迟了,她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她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圣神皇帝,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三四年紧锣密鼓的活动,六十六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吴宗国: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她就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恐怕是她在当时最大的压力。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她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捨遗、补阙六十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得更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科举,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考题下制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科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宁欣: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饿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但是它们不不完全是,实际上知识份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栓选。吏部的栓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她将政权想普通民众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她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可谓公允。在她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殖,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来到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宗国: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使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步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真了不起。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无法突破的巨大压力,她仍将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帝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成嗣与武三思,而武成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经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成嗣,她的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刘后滨: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可是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或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被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侄子与儿子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的之后,她也不能不觉察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10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移居洛阳之后,二十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刘后滨:因为唐朝的发际之地是在长安,她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洛阳的,改唐为周以后,她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武周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她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的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的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韡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她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定期向她请安,还给她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那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她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她几十年苦心营造的武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

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她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已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己,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多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她感觉有点累,她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她甚至主动提出让她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旧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由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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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26 14:24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二集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愈加骄奢,荒淫无度。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山东王薄、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李渊与窦皇后次子李世民认为,只有拥兵自立,才能保住家族地位和利益,并趁机扩张势力。在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率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7年三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随后,隋末农民战争变成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公元624年,各地农民军和割据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山河归一。统一中国的不朽功业主要由李世民领导下完成。李世民战功赫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于是,一场流血政变就在眼前。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他们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忙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混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杀兄逼父,这种人间惨剧自然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李世民通往皇权之路与隋炀帝有类似之处,甚至更为血腥。但在后世帝王将相眼中和传统史家及文人墨客的笔下,对二者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

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公元621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致当世文士。馆中集有“十八学士”:既有以诗赋文章名世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

吴宗国: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一种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这些人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特点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使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他们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 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忠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状况,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gui)、戴胄(zhou)、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彝(yi)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进谏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总共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施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宁欣:他认识到君主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你想君主高高在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有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诸子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刘后滨: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彝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封德彝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以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便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治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吴宗国: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之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灭亡的一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之间,得出一个结论,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你。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 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

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唐律》是中国古代保存下来最古老、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

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朕即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吴宗国:唐朝的法律中间,我们发现,它前面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皇宫、皇帝这一类的规定以外。首先是职制律,而像盗贼什么的,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去办好你分内的事。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刑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 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狱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还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将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都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

贞观年间,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大家纷纷涌向长安城东。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来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之礼,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吴宗国: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伐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冠礼,成年礼,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府兵来充当仪仗,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农民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冠礼就向后推了。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就可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

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勾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八百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从此无复水害。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吟唱:有位王打坐在长安地面,盼的是天心国泰民安。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有相当的距离,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到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饱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吴宗国: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一路上头简直看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的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掠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刘后滨: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殖,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的增殖,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就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了,有一年就赎回来八万。为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

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袋》。

张志荣:他二十七岁登基,正式当皇上的,他唱的这一段,这是《乾坤袋》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意思是,通过回忆过去创业的艰难。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公元652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三百八十万户,人口近两千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公元630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吴宗国: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布野,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痛多年的边患问题。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除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两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至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

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视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隆冬,16岁的文成公主穿嫁衣,画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去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以及各种药物和书籍,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

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刘后滨: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不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而唐太宗不是这么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在陕西的乾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之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李浪涛:很多外国的可汗也一样臣服中国的皇帝,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        这是吉利可汗或者突利可汗他的前边后者背影,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蕃君石像”,他们是当时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14个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蕃君主要是今天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以突厥首领为主,间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刘后滨: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地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殉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陵。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念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

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这是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正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吴宗国:他在文化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对外来文化,他也是采取兼容并畜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写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把适合当时政治的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学习的一个教科书。

这是为名“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竣”指的是在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史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达便水到渠成。

刘后滨:唐太宗对于乐舞,书法、绘画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时期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像欧阳询,包括褚遂良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朝,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贞观盛世迎来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恸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的哀叹。

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u二)逝,遂亡一镜矣!”

雷闻:他是整个贞观之治堪称总设计师,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大臣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失去了魏征这面最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黯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马周、高士廉、李靖……忠臣、爱妻、谏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渐不克终”现象。

吴宗国:他对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心理上的这种疑忌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对关陇贵族出身的这些官吏,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山东地区),疑心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天下同悲,长安城中,百姓泪流成河。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作了安排:死后七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

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

“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吴宗国: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这样一些提法,那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是一个思想家吧。


宁欣:他给我们留下的,代表了大唐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而且把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那种高度。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制欲……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验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离去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开元时期的史学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编辑《新唐书》的史臣们也说,唐太宗治下的贞观年代,是汉朝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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