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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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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 00:0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闲庭赏月 于 2024-4-30 23:5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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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8 11:54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九集 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內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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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1 13:21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八集 郑和下西洋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的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这壮美的海之歌。又一只船队正在远航,来自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它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只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四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十一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毛佩琦:他在靖难之役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了他的才能。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禀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达计划的人,他编纂了
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毛佩琦:我们怎么样理解,耀兵异域且示中国富强,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多少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需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历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范金民:为什么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耀兵异域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的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剌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正合适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察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植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过30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缆和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的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以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商传: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在造船厂一造,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

这里是曾经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完成船只的建造。

我这艘船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木料,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它有斜度的,那么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木料呢,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弯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弯曲度,比较好的木料,我就选择到两边。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耗费十一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八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使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陈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坐船用的作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万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姜福茂: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如果在我们现代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八分之一。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已经应用在了宝船上。曾炽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研究,

曾炽杰:中国帆船,它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他不需要很多很多人,而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要的水手很多,风有八个方向,船可以向七个方向走,中国帆船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允许。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梯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的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牵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丁天明:那么这个牵星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方位、角度。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的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一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时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两万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仅医官医士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他的主体雕塑头戴,嵌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像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商传:造好了船,出海跟随的军士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缆绳,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浏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两万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起彼伏,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显得美轮美奂,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如今被称为黄金水道,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每年有大约十万艘船只航行在这个水道上,他们依靠先进的通讯工具,航海技术保证航运安全,而且每一条船在海上都是沿着既定的航线独立行使。
古马:我们常用GPS定位路线,我在GPS里面输入起点和终点,然后就有了航线,这就是航线,我们根据GPS按照航线航行。

一个疑问从我们脑海中跃出,长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航行,郑和是如何保证一支庞大的船队安然无恙、井然有序的呢,在郑和船队中,通讯联络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若遇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休息、起碇、扯蓬、升帆、抛泊等等都统一指挥,使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的传达到每一艘船。一个由二百多艘船只,两万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湛先训博士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郑和船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湛先训:就像今天的企业公司,我们拥有很多职能部门,人力资源部、市场部、财务部等,当你处在一片开阔的领域,船只是以三角形的队形扩展开来的,文学上称呼领导的船为母船,靠近指挥船的那些船只,将会看到视觉形象和声音,然后他们立即将这些船只传递出去给外围的船只,所有的信息将会以同一种方式从船队的一部分传递向另一部分,你可以想象我们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就像一种网络,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们能够利用人工的方法,满足交流的需要,我们不得不称赞郑和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进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占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崔蓝屿、锡兰、柯枝等地区和国家,最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拨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毛佩琦: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蕃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这种主旨,同时我们要向各地交换、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不仅如此,郑和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开工天物》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的称它为三宝井。

林瑞: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毛佩琦: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着副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共有109条针路航线和四幅过洋牵星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出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陈达生:马六甲一代一代王以后,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座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船仓。

陈达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船的货仓,在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去看,生活舱有什么,住的地方,还有药店、还有餐厅、厨房。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陈达生: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郑和的士兵们住完了,没有人要了,很多森林里面的土著,就把它当成宝收到森林里面去,收去之后的,现在它是传家宝了,他儿女要读书、进大学、生病,就偷偷拿去卖,也不用给人家知道。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机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被陈博士称为镇馆之宝。
陈达生: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人把它叫做将军井,将军井就是郑和将军用的这个水井,有一个中国的专家来后见这个井,这样的井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他就地取材吧,一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乃至文明进程。

而郑和船队的远航,也给朱棣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运回了帮噶刺国进贡的麒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六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三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它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毛佩琦:明成祖的理想,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达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湛先训:当郑和到达一个地方,他就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不只是语言上的,还有行动上的,这就是他的五个协作方法,先是及时表明善意,然后慷慨赠送礼物,达成双赢贸易,再确保持续性,最后继续建立信任。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迹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更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各国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为神明来崇拜的。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的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无用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商传:士大夫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的叫宝船,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长颈鹿叫麒麟,那个大的乌龟壳什么大宝贝,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的朱棣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沉浮。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六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处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的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返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了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最好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三十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商传:当时刘大夏管这事,他就把这航海图志都给毁掉了,不让它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距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各三艘排水量近百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湛先训:在郑和航海之后,又有许多航海家出现,但是这些西方的探险家,不幸的是进行了殖民。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必须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毛佩琦: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度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六百年的光阴过去,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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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7 13:38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七集 永乐迁都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启了商朝此后二百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三百公里处)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谷王朱穗,曹国宫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君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而来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十九年才得以实现。

毛佩琦: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君主对于他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至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李至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辩论、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

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然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震雅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于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方孝孺之党坐死870人,邹瑾案诛戮440人,练子宁之狱弃市150人,陈廸之党杖戍180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80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317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230人。以上七案,共牵连2200多人。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建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作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株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了一族:学生。一人受株,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抄”。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

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会也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柔软,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出于现实考虑,是控制北方边界。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对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他的几个成年的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狩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加宏伟的英雄之略。

毛佩琦: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学习的榜样,那就是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朱棣则要控四夷而制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北,建立一个与蒙元帝国相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

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1403)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总共近四千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至三年(1404~1405),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二万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三千户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毛佩琦: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以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为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向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永乐四年(公元1406),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

永乐七年(1409)二月十一日,朱棣踏上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北京,随着他一同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为帝王的梦想。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这个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代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
永乐九年(1411)年初,朱棣敕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两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瑄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在短短的一年之后,陈瑄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卫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十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长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多达六百万石,保障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六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

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张利民: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了,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形成了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宜。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版年画打交道。

霍庆顺:杨柳青年画给人一个柔和感,要透出精和细,还要透出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画不出来。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达,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霍庆顺: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必须从南方来进,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通过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靠漕运运到这里来。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吗,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呆就是三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毛佩琦: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它是明代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支持。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的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

集天下良材,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1406)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六百年前,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水源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厂,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

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黏土作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坚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宫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永乐十四年(1416),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王子林: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垣,居中的叫紫薇垣,紫薇垣就是紫宫,紫就是此的意思,宫就是中的意思,紫薇紫宫,就是此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是天帝住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宫中有八千多间房屋整座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

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二百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十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旱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达两万六七千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王子林: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一阴一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生,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李嬊平:咱们见到的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地皮以下是十三层大砖,就是用城砖满铺满挤,是纯灰来砌制的,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面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尬尬层,就是把碎砖铺底,然后要压,再把他碾实,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十万夫匠,百万工役,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一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泰宁侯陈珪,永乐四年(公元1406),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信,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杲,瓦匠出身的杨青,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信,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李嬊平: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拔成为官员,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浅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

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拿到日本设计师浅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六百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

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

古代人认为,山为实气,水是虚气,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即后来的景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就变得气韵生动起来。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王子林:当时古代社会也是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期,紫禁城后面这个山(景山)叫万岁山,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神,天神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

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朝阳门、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出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四十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十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是朱棣钦点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廷,山呼之声,远迩欢动。”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幅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配都,这里虽然保留了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

然而,朱棣近二十年的努力只换来四个多月的兴奋,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紫禁城里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建。

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

他下诏求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缉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疏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缉定罪为多斥时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一场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使应诏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一事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

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它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毛佩琦: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西北地区,明朝当时排除了很多使者,出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一步。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迁都形成的天子狩边的局面,让明朝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清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

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巨大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

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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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24 13:14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六集 明太祖朱元璋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以官吏贪污,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枕藉,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中原大地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时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

这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个农妇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此日早晨,农妇嘴里依然源源不断的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跟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吉祥的意味,他的到来,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17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

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太平乡,一天死掉几十个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内,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侄子和母亲先后死掉。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央求地主,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得以安眠。

陈梧桐: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元朝的社会已经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地发生,广大老百姓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了。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但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余天。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

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颖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人生苦难。

毛佩琦: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而来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呆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皇觉寺,投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并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商传: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谁是主将坐哪,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那儿商量,那些人都把好地儿给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汤和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七百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

朱元璋指挥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商传: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的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啊,吃小孩,小孩叫和骨烂,女人,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它就叫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秋毫无犯啊,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急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商传:当他有了一定的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占据“龙蟠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它使朱元璋在与西边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万水路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的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活力占据着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的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大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

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皇觉寺的孤灯茕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毛佩琦: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两千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南、湖北等18个省市五百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

潘力:这个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就是用麻绳缠绕在木轮上面,上面用红丝线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大片土地使用的绳车。小范围就用弓,弓是由弓手来操作,五尺为一步,它一个跨度为一步,这些叫弓。

从根本上确定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根基,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亦尝悯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诫。”

商传: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初植子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

开国之处,朱元璋的的政治构架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商传:他想要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首先是从官本位上来下手,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废丞相,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了。
毛佩琦: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机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的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

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的和收纳的钱粮数目吻合,而缴纳的钱粮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印信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忠报账方式是已经运行多年的一个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却断言其中必定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一百杖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商传: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刑乱国用重典。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严查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官吏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实草,在府州县及卫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场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公座旁各悬一个剥皮实草之袋,使官吏们看了个个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实草的惩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惩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诛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将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卜宪群:元代官吏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布政司官员相勾结,通同舞弊,盗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石,相当于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账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商传: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石,我收你一石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
毛佩琦: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正因为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和府州县的官员极少能三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杀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
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它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就会印有文字,六百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杨国庆:通过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甲、甲手、小甲,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保证。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臣戒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为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的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毛佩琦: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年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地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商传:他希望奠定一个万年之基,朱家的统治,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灭亡的吗。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很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1380)爆发,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最后清算,前后相连十年,株连蔓引,总计被杀者三万多人。许多开国功臣如李善长、宋濂、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罪被处死,诛连一万五千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四万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
采访: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吏治的作用,但明初的贪污腐败并不因为朱元璋的高压打击而有所收敛,在令人生畏的刑具和刑种面前,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成群结队来到朱元璋的断头台前。这是为什么?在专制制度之下的反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这一点,朱元璋自然不明白。

如果说朱元璋惩治贪腐只是扩大化,那么,他施行的文化专制统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则换来了千古骂名。

国子监向来是读书的地方。明史专家吴晗在其《朱元璋传》中描述了国子监里令人恐惧的生活状态: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一大串刑罚名词,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适合地说是集中营,是刑场。不只是学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威胁的训练之下,造成的是绝对的服从,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由于《孟子》一书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言论,特别是有咒骂暴君的言论,朱元璋十分生气,竟罢孟子祀,下令大肆删节《孟子》后才允许列入国子监教材。同时,朱元璋要求使用他亲自撰写的培养读书人忠君思想的领袖著作《大诰》作为国子监教材。

朱元璋有一句名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商传: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铁腕,或者靠用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卜宪群: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反腐,这是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集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五百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六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毛佩琦: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他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而来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陈梧桐: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为官之道去做,肯定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做不到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他那个追求就是这个东西。

毛佩琦: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王朝,是一部分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让后人更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六十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吴文军:朱元璋成了位帝王之后,念念不忘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有一个姓汪的,汪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汪氏老母的这段事情。在吴文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吴文军: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印出帝王的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还有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她,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到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她的用意,就告诉她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敬终。洪武十五年(1383)八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后世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从即为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
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治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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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集 元顺帝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而来一百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懽帖睦尔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的走向灭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所能解决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人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元帝国的楼塌了。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三十五年期间更换了七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次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十岁的儿子妥懽帖睦尔幸免于难,妥懽帖睦尔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十岁的妥懽帖睦尔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刘晓: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布告中外,然后说,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懽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把妥懽帖睦尔流放。

叶新民:实际上是图帖睦尔,这个文宗有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文宗图帖睦尔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五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钟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画像中惟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懽帖睦尔头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懽帖睦尔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大园寺的寺庙中,在这里,还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懽帖睦尔的不仅是佛法,更多就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懽帖睦尔一生经常自画屋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和他居住的大园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懽帖睦尔早早体会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懽帖睦尔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的拥立明宗嫡子懿璘质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为仅53天后便病逝了,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懽帖睦尔。

刘晓:妥懽帖睦尔在广西静江(今桂林)的这几年,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的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1332年底,在被流放三年多后,妥懽帖睦尔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尔相遇了,燕铁木尔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懽帖睦尔朝廷之事,气焰很是嚣张。妥懽帖睦尔只是默默的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懽帖睦尔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懽帖睦尔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懽帖睦尔不可以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懽帖睦尔即为仪式就又被耽搁下来。
刘晓:他的家族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懽帖睦尔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懽帖睦尔是当不成皇帝的。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懽帖睦尔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懽帖睦尔即为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懽帖睦尔就于上都正式即为,成为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懽帖睦尔特别珍惜来自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懽帖睦尔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终,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懽帖睦尔自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刘晓:妥懽帖睦尔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势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个八年的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元统年间,当时是由燕铁木儿家族跟伯颜家族联合执政,第二阶段的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妥懽帖睦尔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1335年11月,妥懽帖睦尔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三十一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受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任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职外,伯颜还兼职其它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字,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懽帖睦尔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多起汉人、南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张帆:这个记载是,而且是《元史》,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东西给他编造,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刘晓:伯颜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的诠权势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形式,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时期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既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车里帖木儿的建议,停费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南人。1337年四月,伯颜又下令汉人、南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南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懽帖睦尔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妥懽帖睦尔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妥懽帖睦尔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刘晓:脱脱自幼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直方,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将来会有一天,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宿卫,也就是怯薛,监视顺帝的时候,就开始了试探的跟妥懽帖睦尔顺帝进行沟通。

这时候,妥懽帖睦尔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妥懽帖睦尔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脱脱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形。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妥懽帖睦尔的授意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持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也相继遭贬而死,自此,妥懽帖睦尔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是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公元1341)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脱脱更化。

刘晓: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由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换的,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首先是由这个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换措施,是由顺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比称为脱脱更化更妥当一些。

北京孔庙座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端,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主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五万多名,其中就有三块的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王琳琳: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提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他整个的进士题名碑数量也不多,那么这三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铺,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三千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筵,遴选儒臣为妥懽帖睦尔进讲。妥懽帖睦尔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欣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法典《大元通制》的编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懽帖睦尔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宋、金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张帆: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要给他修历史。

刘晓: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史》,还是《辽史》,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时候是脱脱出来定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懽帖睦尔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懽帖睦尔一直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懽帖睦尔还颇有其它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灾异,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妥懽帖睦尔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的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震惊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懽帖睦尔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了盗贼三千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至正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地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懽帖睦尔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

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懽帖睦尔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统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不仅如此,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至正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至正通宝钱。

刘晓:至正钞实际上并没有作新的模板,他只是把以前的老的中统钞印了以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至正钞,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无形中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从根本上来说那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多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妥懽帖睦尔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苑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廉棚,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妆,奇妙奢华无比,妥懽帖睦尔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处于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

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夏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的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他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他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浸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

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十一月完工,黄河终于回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发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个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生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的民夫挖出了这支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过的生活乐趣没有几年的妥懽帖睦尔,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脱脱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元军稳住了阵脚。至正十二年,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李,至正14年,脱脱再一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准备投降了,这是他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廷后院起火,妥懽帖睦尔听从哈麻、雪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靡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脱脱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势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刘晓: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我个人认为那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的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本来是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嫉恨,最后导致了脱脱政治上的垮台。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脱脱墓,这里的人们都是脱脱的后裔,脱脱被临阵革职后被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麻假传圣旨赐死。脱脱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涂炭从此始,设得脱脱不死,安得天下由今日之乱哉”。

刘晓:顺帝统治的这30多年,脱脱是他在任的这个宰相中的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价为贤相,实际上在脱脱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脱脱地位的这么一个宰相。
这里是距离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深处居住在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养子扩廓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懽帖睦尔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把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贴睦尔与奇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叶新民: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说,皇太子跟奇皇后联合起来,要让妥欢贴睦尔退位,但是都因为妥懽帖睦尔依靠其他的军阀力量,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的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阀,也把这个元朝的肌体损伤得比较厉害。

被这种内斗不止的政治大气候所裹胁的妥懽帖睦尔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深居内宫的妥懽帖睦尔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佞幸们的鼓动下,他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懽帖睦尔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公元 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的不可开交,妥懽帖睦尔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宗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懽帖睦尔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健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兵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刘晓:一提到元朝是如何灭亡的,当时的人常常提到这个变钞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的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了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称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懽帖睦尔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的第二年,妥懽帖睦尔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妥懽帖睦尔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懽帖睦尔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车马扬鞭,带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霜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懽帖睦尔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有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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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7 13:28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四集 马可波罗与中国

当今世界已联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疆彼界,往来较少。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
   
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13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软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为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于宝东 内蒙古博物院 副院长:火铳是元代发明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一般认为它是在宋人的土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代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火铳这里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一般都是用纸捻子或者里面有药,然后把这个纸捻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面。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质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

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西征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13世纪时期的中国, 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 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阿尔贝托索费  作家、历史研究者:当时在西半球,没有人知道中国及其文明,只有一个人,他是威尼斯人,叫马可波罗。当时被囚禁在热那亚监狱,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业之间局势紧张。在1298年,热那亚人进攻威尼斯,并取得全面胜利。威尼斯人成为了囚犯和人质。在监狱里,狱友伞让他讲讲他的旅行见闻。

马可波罗扮演者: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们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
狱卒:热那亚人不会因为这种纸币而释放你,这里只流通纯金。
马可波罗: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行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中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十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一两,可以兑换二贯文省的中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推向全国。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成的,纸币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和纸币等值的金钱。

马可波罗时期,意大利人用的是金制的弗罗林,一种在佛罗伦萨发行的金币,因为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在欧洲都有分行。弗罗林很快就成为了西欧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年。

马可波罗扮演者:在中国,有一种黑色的石头,是从山里挖出来的。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在中国,人们一周至少洗一次澡,每一人肯地位或有财富的人家里都有一个浴室供自己使用。木柴储量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耗费,而这些石头储量丰富,价格低廉。
狱友:你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废话,我不相信你。你想愚弄我们,是骗人的,是骗人的。
狱友:我相信你,我相信你。阿尔贝托索费  作家、历史研究者:相信马可波罗的人是来自比萨 城的鲁斯提契洛。没有他,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将永远不为人所知。当时鲁斯提契洛和马可波罗被囚禁在同一个地方。他相信马可波罗,并郑重承诺,他会写下马可波罗经历,并让它流传于后世。监狱竟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还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契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 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斯特凡尼娅*丝塔芙蒂  意大利汉学院:知道《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的普通人不是很多,但是,当时的普通人对所有的书籍,也不是很了解。然而,马可波罗成为了口头遗产的一部分,被作为口头故事流传下来了,而且成为了一种娱乐节目讲故事的人,都愿意在市场乡村聚会的时候,讲述他的故事。当然 ,这些要在时候,会添加、夸张、改变或创新书的内容,和原始内容相差甚远。告诉人们这本书叫《百万君》。当然,这里的百万并不是指数字百万,而是指书里的故事被夸大了。

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童年很少有父母陪伴。马可波罗六岁时(公元1260),他的父亲尼古拉、叔叔马菲奥决定离开威尼斯去开发亚洲市场。马可波罗由他的母亲养大,他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商人。当马可波罗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不清的神奇故事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可以想到对于父亲和叔叔描述的东方,马可波罗是何等向往,他要去东方。尽管路人管无比艰险,他尤其想去中国,因为父亲告诉了他,关于中国的财富和其统治者大汗。

1271年,尼古拉和马菲奥决定再次前往亚洲。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波罗。此时,马可波罗十七岁,能讲四国语言,精通一位商人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多瑙河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

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地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李治安  中国元史协会  会长: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它对多种文化采取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契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写了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两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两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

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喀什)、鸭儿看(叶尔羌)、忽炭(和田)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
   
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已经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它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幻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


1275年,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 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就这个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是大安阁里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那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涂金,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工七之极,技术之佳,足以娱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城里有一卒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的,并绘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元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 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 提契洛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

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汗八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目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

在汗八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排列整齐,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阿尔贝托*白达尼  意大利驻华使馆  大使:毕竟,马可波罗是历史上的一位先驱者,他不仅为同时期的人带来了关于新地方的信息和新的经历,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富有哲理和文明的新世界。所以,现在到中国的意大利人会感觉自己是小马可波罗。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斡脱。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斡脱,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地一座桥。他经常写到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而且有的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他起到很好的连接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的行吗。当他到达杭州 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 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结构。城内不家十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四五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


王征宇  杭州 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任: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为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特等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大街,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它的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他讲道是由石头和砖块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的。那么我们的发现确实整个御街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两侧包边是由和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这一点都是相同的。

王征宇  杭州 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任:整个御街遗迹,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两边的排水沟,这点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正好有排水沟。两侧的排水沟这个水,最终是汇入到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马可波罗在中国呆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
   
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要派遣导媒把她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约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
   
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个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两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 下,堆满了桌子

阿尔贝托*托索*费  意大利威尼斯  作家  历史学者:记录马可波罗回国故事的人是他的第一个编辑,乔凡尼马蒂斯 塔*拉姆西奥。1559年,在拉母西奥写作的《航行和旅游》中,把马可波罗回国的事情作为 一个故事讲给他的家人和后代。拉母西奥说,热那亚监狱里的人看到马可波罗后,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战俘看待,而是卸任一们受人尊敬的绅士。1299年五月,威尼斯和热那亚达成了和平协议,鲁斯提契洛被释放回家了。几个月后,这本书在意大利到处 可以买到。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的版本。
   
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

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藉此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波罗去世两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 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如此繁荣。

李治安  中国元史协会  会长:它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他对西方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游记里,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中国经历。老年时期,他有时会穿上蒙古衣服,以回忆他在中国的日子。行走的大汗宫殿或者杭州繁华的街道。马可波罗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女儿,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文献。收藏 在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里。

阿尔贝托*托索*费  意大利威尼斯  作家  历史学者:当他感觉身体日渐衰弱的时候,马可波罗1923年一月九日起草了他的遗书,并在遗嘱上按下了手印。现在这是唯一能证明马可波罗存在过的原始文件。遗嘱上说,他的财产分别留给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从他的蒙古仆人彼得罗那里,我人得知了有关他的旅行的事情。一年后,马可波罗去年了,临终前,还有很多朋友劝他,如果想去天堂,必须删掉那些笔记中描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他自豪地说,我所写的还不及真正所见所闻的一半呢。

没有人怀疑马可波罗的遗嘱,但是,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人对他的游记持 怀疑态度。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国馆的馆长吴芳思出版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书,她认为马可波罗中提到的关于他去中国的游记,是抄袭其他旅行家的记录。她的书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的讨论。例如,马可波罗写道,他参加了襄樊之战,帮助蒙古军队制作了抛石机,正是利用抛石机打败了南宋守军。但是襄樊之战结束于1273年二月。根据记录,马可波罗一行人,在襄樊之战结束一段时间后,才到达中国。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至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提到,襄樊之战看的抛石机,则属马可波罗的杜撰,因为襄樊之战爆发时,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到中国。而且史书明确记载,抛石机是由西域人亦思马因、阿罗瓦汀等人制造的,与马可波罗本人无关,这无疑表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有不少自我吹嘘的成分。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失实内容,然而马可波罗对卢沟桥等很多地方的描写又是非常准确的。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在西方似乎成为一个永远争论的话题。
阿尔贝托*托索*费  意大利威尼斯  作家  历史学者:根据 我们现在所知,马可波罗对于中国的记载,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状况的记录,比对政治情况及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要准确得多。这可以被理解为,如他的蒙古统治者一样,他并没有真正融入汉族社会,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见到他所说的事情,只是别人那里听说过而已。我们还得考虑,鲁斯提契洛的第一版手稿已经找不到了。古本的《百万君》就像这一本都是手抄本,这本是用拉丁语写成的,现存于圣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抄写的人会出现一些错误或做些改变和评价。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的几百年后,14世纪末,欧洲地图绘制者,才重新开始使用马可波罗的书,以获取信息。著名的亚伯拉罕*克里斯克家族为法国国王制作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标明了马可波罗提到的一些地方。由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冲突,连接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中断了。
斯特凡尼娅*丝塔芙蒂  意大利汉学院: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兴趣日渐增长,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15世纪发现了新大陆,14和15世纪人们对未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所有描述其他世界的书籍,如马可波罗的书籍吸引了一批新的读者。这批读者带着新的以及更多 科学眼光看这类书,不再认为这些书是编造的传奇,而是对新世界真实的描述。
   
为了商业贸易能够得到继续,欧洲人开始探索海上路线。在这期间,有一个人对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深信不疑,他就是哥伦布。他从西班牙出发航行时,他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西班牙塞维利亚图书馆,有哥伦布手抄的马可波罗的书,并在上面做了笔记。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时,他坚持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因为他希望找到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钱财。

现在人们每天都能往返于欧洲和中国。威尼斯没有马可波罗的雕像,因为威尼斯人不想美化一个人。作为一座自治城市,威尼斯的成功是靠所有商人的,勤劳工作,而不是某一个人。但马可波罗对于威尼斯又极为特殊,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威尼斯人把他们的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

阿尔贝托*白达尼  意大利驻华使馆  大使:威尼斯很自豪马可波罗在这里诞生,把威尼斯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的意义不止于此,还意味着威尼斯机场是人们走向未知世界的地方。每次我们离开威尼斯,即使我们知道 我们要去哪里,但是我们期待发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事物。马可波罗当时到达中国时,也怀有同样的心情。

最古老的马可波罗肖象藏在罗马主教巴迪亚的美术馆,这张肖像创作于16世纪早期,是一位艺术家创作的,他也没有见过马可波罗本人。

阿尔贝托*托索*费  意大利威尼斯  作家  历史学者:现在还没有真的马可波罗的画像,是他在去世两世纪后创作,是艺术家根据想象绘制的,不能算是马可波罗的真实肖像。同样的问题,在他的陵墓上也出现了,根据他的遗嘱,我们一般推测他被埋在圣洛伦佐教堂。我们在教堂里和周围寻找他的陵墓,至今一无所获,只能推测他的陵墓已经随着历史消失了。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知道马可波罗是何样貌,也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只有他的书留下来了。尽管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世界跨入现代之门产生的极其深远的的影响。马可波罗的书写于700年前,但他的精神仍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和谐世界。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中意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人民友好的使者,他更属于全球全世界,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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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3 14:10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三集 海上丝绸之路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13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孙健:现在我们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品种。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黄铁坚:到了我们博物馆,他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这个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它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只船队最后不知所踪,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行,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帆: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靠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十一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快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司南,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他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愈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李治安:经过唐宋这个两个王朝,尤其是宋王朝,中国进入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张帆: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是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的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王连茂: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仓,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没。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以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大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洼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民族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

这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亦商亦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和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李治安:南宋末他是这带的,福建和广东这边的招讨使,实际还是兼的市舶,管海外贸易的,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市舶司这套移交过来了,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亦黑迷失。亦黑迷失是信奉佛教的畏兀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亦黑迷失便奉命两度出使八罗博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亦黑迷失出使占城(今属越南中南部),僧伽剌国(今斯里兰卡)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亦黑迷失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亦黑迷失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张帆: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把事业也比较多的转向海上,采取一种和平手段来,就是来传播他的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旭烈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旭烈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的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王连茂: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有一个使节,奉命到忽鲁谟斯,见了哈赞大王,伊利汗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献给了朝廷,送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国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孛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合赞汗时代,宰相拉斯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孛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集》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就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港。澉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澉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扬梓。

朱岩:扬梓,他的父亲叫杨发,杨发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那么扬梓呢本身的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扬梓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那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声腔。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梓这杯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枢,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枢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枢,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枢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那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枢陪同那怀一同前往元大都,那怀完成使命后,杨枢又奉命护送那怀返回波斯,出色的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经而立之年,杨枢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李治安: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中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

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物品,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因数是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技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李治安: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它,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王连茂:为什么会叫宰桐,因为宰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宰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翻译成为宰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宰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室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的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和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它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借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分之一。

李治安: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它有一段也搞官本船,稍微有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自由的鼓励来进行贸易,无论是招落海外的商人,或者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在海外贸易带给源头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的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张帆:中国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一种时尚效应,大概就等于说就成了一种潮流,既然已经用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希望能够输入。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的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江建新:元青花的这种钴料,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就是那种高铁低镭的一种钴料,就是氧化钴,它是在高温烧制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钴料技术,放到这个瓷器上来彩饰,那个彩饰先是这样的,在那个没有烧成的那个胚上面,先用这个钴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制,它就成功了。那么他这个技术来源,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形成的一种产品。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澉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李治安: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大,尤其是这条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丝绸之路的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了,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着的,我们中国是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的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张帆:元朝在宗教信仰方面,这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整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其他觉得都应该给以尊重和保护。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丁桐志:我们的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特色,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盖成了祠堂。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它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浔埔村,浔埔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浔埔村人本事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浔埔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他们都要带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馨花,茉莉花和素馨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于是当茉莉花和素馨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李治安:我们的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需要勇气和冒险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这个家庭的背景,你看我有五个兄弟,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位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张松声:不管你到泰国、马来西亚、到印尼、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他从中国移民到这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而是我真的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李治安:像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开拓,这个应该算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先民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经验,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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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0 12:52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二集 大元帝师八思巴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洛追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藏语里,八思巴是圣者之意,据记载,八思巴三岁就能口诵吐莲花修法,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13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17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19岁被忽必烈遵奉为上师,26岁被封为国师,36岁又被尊为帝师,46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地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

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行程,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三位喇嘛同时打开五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示人,它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三十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五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

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为,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两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拔,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

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亚东.达瓦次仁: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陇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他就说我是到蒙古里面,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生的利益着想,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愿,我就希望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道拉萨时,八思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饶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恰那多吉达到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鉴证。

苏琴: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个地方,诸如像班智达和阔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附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议谈内容。

亚东.达瓦次仁: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史料上叫做《萨班致蕃人书》,蕃人就是藏族人,这书里面就说了,我见到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来的时候还是有意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您的这种理念啊,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村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自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陈庆英: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达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天性聪慧的八思巴开始学习蒙语和汉语,为他后来创制蒙古新字埋下了伏笔。弟弟恰那多吉则奉命取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公元1251年,长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接受了他的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

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时,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夺得了大汗宝座,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吐蕃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菜巴嘎举派,旭烈兀领有怕帕竹噶举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陇噶举派,各派都接到了召请,而萨迦派却没有得到任何召请。就在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作为蒙哥的同母弟弟,在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独掌军政大权。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次年,忽必烈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他清楚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完全认同,并主动效法阔端在吐蕃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在时隔八年之后,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向他的伯父一样,受到了邀请,这位年轻的萨迦派首领将再次担负起历史使命。

张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八思巴一下就对忽必烈有一种推崇感,有一种亲近感,那忽必烈也对八思巴有一种信任感。

这是八思巴唐卡画传的第七轴,它记录下了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的经过和场景。八思巴虽然年轻,但其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深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忽必烈意识到八思巴是未来蒙古实现对藏区有效统辖的重要人物。于是,他让八思巴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忽必烈决定,要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请八思巴为自己与察必王妃等25人,传授喜金刚灌顶。在萨迦寺珍宝馆的另一间密室内,陈列着很多700多年前的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八思巴带领萨迦派的僧人们,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进行喜金刚灌顶时使用的法器。整个灌顶仪式场面宏大,持续了数天,察必王妃还向八思巴供养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颗大珍珠,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正式确立了弟子与上师的关系。

然而就在忽必烈与八思巴确立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一系列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位来自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出现在忽必烈面前,据说,这位高僧神通广大,一度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于是,忽必烈便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对于噶举派高僧的到来,大臣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这位高僧超过了八思巴。史书记载,由于察必王妃坚定的信奉八思巴,在她的再三恳请下,八思巴在忽必烈和众多大臣面前,示现了非凡的神通,于是,众人彻底信服了。忽必烈宣布,只有上师的教法,才是真正最高的,所有人都不要再有怀疑,而那位高僧也不愿意留在忽必烈身边,不久便离开了。

公元1254年,从大理凯旋的忽必烈踌躇满志,他与八思巴再次会面,颁发给他一道优礼僧人诏书,让八思巴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西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册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和赋税劳役等,寺院的土地、河流、水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这道令旨对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在藏区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因此,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这道令旨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里,许多萨迦派僧人都能流利背诵全文。不过,随着佛教越来越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其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引起了之前在成吉思汗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的不满。公元1258年,全真道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称,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此书招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让忽必烈专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而年轻的八思巴被推选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

这里是萨迦寺的佛学院,僧人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辩经,辩经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从小就学习的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解、认知佛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回答问题的僧人坐在地上,而站着的人提出问题,每一次击掌则表明论点或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已无从考证,当时八思巴参加佛道大辩论时,是否也使用同样的辩经方式。不过,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辩论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这场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多闻与雄辩口才,令世人瞩目。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元人释念常的《至元辩伪录》,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中,对此次辩论都有记载。辩论结束后,八思巴也曾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佛道大辩论,使八思巴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佛教领袖,也使佛教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

张云:八思巴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精彩,给忽必烈也等于争了一个面子,同时也让忽必烈了解到,八思巴在这个佛教上的造诣。

八思巴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尊崇器重,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年仅26岁的八思巴随即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释教。作为国师,八思巴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业,但他一直反对蒙古军队滥杀无辜。在这幅八思巴唐卡画传中,描述了八思巴担任国师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打下江南之后,因为曾经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于是采取屠城政策,由于人数众多,蒙古兵直接将这些民众赶入大海,而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对忽必烈说,你是佛教弟子,是天下百姓的转轮圣王,要爱护所有的生命。

亚东.达瓦次仁:忽必烈后来通过权衡以后,发现佛教,刚好谁点明的,那就是八思巴给他点明了,佛教里面有一个,也有帝王的传统,但是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圣王,叫转轮圣王,是以慈悲的理念去推动自己治理天下的这个理念,或者把慈悲融入到治理天下的理念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举了什么,举了印度的阿育王,为什么放下屠刀,然后就变成一个这个崇佛的一个圣王,这样以后就能够嫁接起来一个庞大的大元的天下。

公元1264年,忽必烈终于击败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同一年,忽必烈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八思巴兼领。总制院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八思巴兼领总制院后,忽必烈派其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公元1265年,国师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世俗首领,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赋税,设立驿站,驻军戍守,铨选官员,派官设治。八思巴按照蒙古行政体制,将西藏地区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思藏十三万户体制。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萨迦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也同时担任乌思藏宣慰司的宣慰使,乌思藏宣慰司管辖范围大抵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此外,在乌思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朵思麻和朵甘思宣慰司。这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却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

八思巴去世后,由八思巴兼领的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长官宣政院使有多人,其中为头的宣政院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使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

亚东.达瓦次仁:萨迦政权成立的标志,一个是这个萨迦本钦的这个职官制度的成立,加做萨迦大长官,还一个呢,既然是一个行政的机构有了,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核心的办公的地方,这个体现在哪里呢,这个就体现在这个八思巴修建萨迦南寺。这个南寺就是八思巴当了元朝国师、帝师以后,那么历经几代萨迦派的,所谓大大长官,统领13万户的这个财力、劳力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政权中心就正式定在这个地方了。

嘉阳喇嘛正在书写一种特殊的文字,它是有八思巴创制的,被称为八思巴文,为了更深入的研究八思巴的经书与文献,早在五年前,嘉阳喇嘛就开始学习八思巴文。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要求能准确拼写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的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

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此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以后又禁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径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于宝东:这个八思巴文基本就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它的主要是什么呀,相当于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命令的牌子,它的内容是这样。

八思巴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八思巴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的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写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主要的几种文字、语言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派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一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六棱玉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十四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亚东.达瓦次仁: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统,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满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归统到大元这个整个国家一统化的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作用,那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了。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彰所知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张云:后来记载元代的《汉藏史集》,藏文叫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关的就是,元朝的时候,它还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门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就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这样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有名有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它就是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样的。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授灌顶礼时,便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首语,皇帝圣旨里,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中,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张云:八思巴这个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在西藏地方,他是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上,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着眼于一个大局,就是整个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日到来,忽必烈与八思巴依依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

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弥,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七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十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汁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八万四千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北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经墙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两万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誉。

张云:在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赐给的珍贵的,包括诏书、包括瓷器、包括法器,还有很多,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的别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它的建筑结构有点仿照内地的藏式与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它整个是中原文化与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怙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旦巴桑布:八思巴法王统一全藏后,建立萨迦政权,对西藏宗教上做出卓越功绩,西藏的政治上更是功不可没,所以藏族人民都发自内心地敬仰和信奉八思巴上师。陈庆英:元朝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把整个青藏高原,藏族地区都拉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纵观其一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萨迦寺一年一度为纪念八思巴的大法会正在进行,所有的僧侣都会向他们的第五祖八思巴祈请,他们一直沿着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指引的方向前行。嘉阳喇嘛也正是他们的其中一员,也许,在下一次纪念八思巴的法会上,嘉阳喇嘛撰写的八思巴传记,将会呈现给这片神圣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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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集 两都巡幸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两千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是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这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位皇帝都有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反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两座城,构成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这是公元1289年农历二月十七,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雪融化,春寒料峭。健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子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旌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朝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性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八百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

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怯绿连河、斡难河、土兀剌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斡耳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即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魏坚: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由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它需要南下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忽必烈身边有一群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金莲川这儿,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最重要的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的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冈,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花,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

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五天五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即大汗位,以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都。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板筑成,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昔剌斡耳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关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熙春阁的材料,依照熙春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熙春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刘晓:他在建上都的时候,既结合了中原的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上都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的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大家之间相互做买卖,包括其它的交流方式,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魏坚:建元中统1260年,中统元年,大元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十一年以后的事了,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的作用。那个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扩大地域,又声威显赫。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以后,特别是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的,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五年的汗位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军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

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元至元元年(1264),燕京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地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刘晓:它(金中都)是靠西边的莲花池,水量并不大,就是不适合大都市以后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金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有金朝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像琼华岛,当时的琼华岛在建设都城之前,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就非常合理。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远眺西山,也可以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支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中。这个名为“渎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

至元四年(公元1267),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1271),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御正殿,受诸王百官朝贺。

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于元大都有着二十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王岗:这儿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修建大都城的时候,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的这个城墙的城门,原来的城墙非常高,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二,文献记载,叫城方六十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甚至比明朝修北京城的城墙规模还要大一些。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城门11座,这些门的命名取义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三门,只有北边开健德门和安贞门,这样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陈高华:元代好多写诗都提到,大都城市哪吒城,就是三头六臂,三个脑袋,南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就是六臂,两条腿属于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跟当时人认为哪吒是一种保护神有关系,所以他大都设计成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搞了十一个门。

王岗:阴阳学说当中单数属阳,双数属阴,那么北面的城门,它因为是属于阴的这一面城门,所以宋朝是四个城门,元朝是两个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说,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在都城建设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正好和传说当中的哪吒的形象吻合,三头六臂两只脚,刚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是传说和现实的都城体制的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因素。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二十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城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一亩,是刘秉忠实测出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以南至旧金口河(今东西长安街),向西尽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至,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王岗:钟鼓楼在元大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而来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

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古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坊市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坊墙的设计。

王岗:蒙古游牧民族对商业的发展是特别重视的,对于城市坊墙的束缚,他是肯定要破除的,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大都城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从坊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旧的格局,基本上没变。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易,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划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王岗:这个高粱河的水系呢,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运输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水域来。这是咱们通惠河的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就改成了石闸,石闸到现在七百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留还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会通河,御河,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

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它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朝觐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陈高华:当忽必烈开展造大都城的时候,中亚一带的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来责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是过着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按照大多数蒙古贵族,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理念。

魏坚: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东西,你违背而来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的一个根据地。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捺钵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了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了下来。

魏坚: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里上来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在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即保留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了一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代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起在大都,六月十五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近侍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队伍首尾长达三十余里。参与仪式或**活动的有五千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因此显得鲜丽整齐,可谓“珠玉金秀,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四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两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皇帝南返大都的路线,也称东出西还。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魏坚教授曾经在二十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将两都巡幸的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魏坚:目前我们所在的遗址就是河北沽源的小宏城子古城址,这个是元代的察罕脑儿行宫所在地,这是东西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合拢,除了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蒿草里面高出来那一块—大殿,而且明显地看出前面一块后面一块,就是元朝在中国这种宫殿的前朝后寝式的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工字型的,中间有一个亚腰,细一点,然后前面一个大殿,后面一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殿址。

巡幸线路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左)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魏坚:过去人们认为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本身它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摒弃,对这些文人非常友好,而且也经常把他们收在帐下,为他们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扈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扈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扈从诗,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纪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驿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
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魏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再往西北方向一公里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龙岗的一部分,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点的地方,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盈仓,那么另一个仓房,就在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盈仓的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跟咋们现在排的房子一样,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每间房子住四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八千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候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大约有两万人。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十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赐、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魏坚:羊群庙遗址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来处理盗墓的现象来的,结果来了后一挖才发现,前面出来四尊,有三尊是没有头的,其它都完整,第四尊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是尊汉白玉的石雕像。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从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七月初七和七月初九,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帝王之家要来这儿祭天祭祖。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诈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
正是因为这每年的一次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

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英宗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

公元1328年,元泰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

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

魏坚: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大都继位,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继位之后,很快就下令,在旺忽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旺忽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地方,过去是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以图发展,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武宗在位四年,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繁荣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

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

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九十九年。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

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

十年后,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又一次改朝换代。

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七百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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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集 忽必烈大帝

公元13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带领下,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

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帝国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巨大,黄金家族各支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汉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忽必烈正是降生在这一年,这份战果俨然成为忽必烈的生日大礼。随着忽必烈在马背上长大,帝国的疆域达到人类征服史的顶峰,蒙古正开启他最辉煌的时代,祖先的辉煌遮蔽了忽必烈。

公元1251年,忽必烈才迎来人生的转机。这年六月,兄长蒙哥登上汗位,随即赋予他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忽必烈终于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迈开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不同于满眼大漠戈壁的漠北地区,在漠南地区,游牧与农耕交错,二元经济互动发展,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汉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汉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

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每到夏季,这片肥沃的草甸上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魏坚:建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已经积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谋士,有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个成为他后来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建立王朝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陈高华:忽必烈明显对中原的文化感兴趣,他从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进了他的幕府,就在他身边帮助他介绍中原的文化,帮助他出主意,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从小就饱读诗书,当过道士,后来又出家为僧,他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了一名政治家。

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禁屠城,安定民,轻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是全盘接受。

陈高华:反映刘秉忠治国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万言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以马上得志,不能以马上治国。就是说蒙古人可以通过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么广大的地区,你不能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所以这是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中心。第二点,他这个万言书讲了一个话,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将来的基业,你这个国家才能稳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忽必烈听进去了。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在七百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照“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        

当时的邢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一万五千户最后只剩下五六百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新政大实施,一月之内,户增二万,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漠南领地,只是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下南,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忽必烈在刘秉忠的劝阻下,一改蒙古军队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

汉地改革的成效,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的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然而,却也给忽必烈带来了危机。

魏坚:忽必烈随他的势力的不断扩大,经济不断地发展,手头的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你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的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这说的话多了,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查查他,用过去的词叫钩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钩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哥哥是否已经不再信任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喇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李晓: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利,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两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的基业上扩大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十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则亲帅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

公元1258年二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合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 涪江、渠江汇合之处,即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了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6个月依然久攻不下,蒙古大军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8月11日,蒙古帝国的第四位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池开智:蒙哥战死在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二十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浪潮,所以它对世界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是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今湖北武昌)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经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势力的普遍拥护,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面目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再逼他就犯。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后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汗的旧臣以及西北各部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儿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

魏坚: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很强,而且那帮人,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打钱啊,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是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陈高华:忽必烈一个最大的优势,他掌握了汉地,后来有个记载的很清楚,当时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汉地的粮食送不过去,和林就发生了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汉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和林城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千。忽必烈问弟弟:“我们兄弟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说:“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哥哥你对了。”失败者受到审讯,但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

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蒙古政权在经历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便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1264),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他选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式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先要完成蒙哥汗未竟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攻打南宋提上日程。他任命阿术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事襄阳,浮汉入江”,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

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夹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此苦心经营10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汉江为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王先福:因为当时,就是蒙古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汉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从关中盆地进入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北方的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作了一种特殊的大型投石——“回回炮”,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攻打襄阳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也被称“襄阳炮”。至元十年(1273)正月,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军队围困五年,蒙古军地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用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于丁家洲阻截元军,大败,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宣告灭亡。

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公元1276年),8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被拥戴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惊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的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的十余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了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的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甚至亲自召见劝降, 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亡,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堵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陈高华: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南宋灭亡了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它的腐败程度,它的破坏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它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时期打下来的。

刘晓:从唐末以后,中国史几百年来的分裂格局局面,崖山之战之后,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忽必烈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版图。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起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着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

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 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为宿卫军和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近侍、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二十余卫。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三个都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

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璮,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璮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由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刘晓:他的统治是采行汉法,但是又有所保留,当时人们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子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应该是忽必烈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今天的二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站赤——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驿站。忽必烈统治时期,站赤制度得到更大的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都可到达。

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 蓟州(今蓟县),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则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有二十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所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魏坚: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打通,原来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的阿拉伯运算,西方的科技大量地涌进了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时就有了非常兴盛的发展。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汉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忽必烈设立了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牧地,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驱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辑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耘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广泛应用,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也比前代更趋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沉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开疆拓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确定了: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高丽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

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一万五千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今九州福冈附近)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十七年(1280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十四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到了台风,八月一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互相撞击,遭到极大破坏,元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刘晓:如果说海外征战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他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了,就引起而来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了。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开始出现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启用了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的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还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

理财大臣们最终也没能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五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而被迫取消。半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二十二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

他的遗体,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起辇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为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

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设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吗,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刘晓: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也注意吸纳各族的人才,而且也顺应了当时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都是后人称赞的方面,而且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而来一份宝贵的遗产。

魏坚:由于大元王朝建立,整个中华大地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了生产,大家都安居乐业的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人物。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南北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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