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故乡的炊烟 于 2018-7-23 08:45 编辑
起初总觉得写作不过两类人。一类是自已写，写自己。一般的状况是有情绪了“拿起笔做刀枪”，用文字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这种人很多，如给爱人写诗，给领导写控告信（反映信），记日记，写工作纪实。这样的写作是主题的，琐碎的，是可长可短、可记可不记的，自己的或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当然，最要紧的是它有明显的写作意图，即告诉别人或让自己记住些什么，无需别人要求，自觉自愿地写作。另一类是自己写，写别人。这类的一般状况是“拿起笔做食粮”，完成工作或为人民服务。这类人不多，有职业性质，如单位秘书，媒体记者，语文教师，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码文字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写作主题性、目的性、指向性很强，很明确，对文字、题材、格式、主题思想及完成时限都有具体要求。与前一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要发表的，公开的，而前者没有必须发表要求。 通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发现作家也可照此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写我的，你看你的，我写的你爱看不看。我只记录我自己。另一类是我写别人的，写社会的，别人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记录的是社会。既然是作家，写了东西就得发表，但结果往往不同，甚至差别巨大。如王小波《黄金时代》和梁小声《年轮》都是写“知青”题材的，沈从文《边城》和周立波《暴风骤雨》，都是写农村题材的，但读来感觉完全不同。 我也粗略地分析了一下他们的同与不同。 先说前者，我觉得，他们明显是自然流露式写作，原本是什么样子就写什么样子，顺其自然，即使有点个人情绪也一定是悄无声息地掩埋在人物或环境或情节与故事当中。矛盾冲突不多，读来让人接受的平缓、入情、波澜不惊。明明是在看小说，却如同与某人交谈，倾听某人诉说，没有灌输、强求、迫使你接受什么，或反对什么。它表述的语调，讲述的故事、描述的情节，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如行云流水一般。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再说后者。我觉得有“先声夺人”之势，一开场就想迫使读者接受什么，认同什么。如路遥《平凡世界》开场白中道：“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如陈忠实《白鹿原》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亮明了就是要通过小说让你接受和认可什么。给人感觉，我写小说就是制造矛盾，化解矛盾，通过矛盾冲突来要教育人，启示人，感化人。这是我写小说的责任、理由、甚至神圣使命。文学被作者寄予了太大的期望，革命文学、红色文学的口味极其浓重。阅读让人如看戏，读者像个旁观者。 当然，从作者的角度讲是这样的。而读者呢，读者的阅读又是怎样？放在20年以前，我们可能都会认为文学也是教育，读小说就是在学习，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现在，改革开放、文化融合、媒体大解放、信息无阻隔，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权利，选择自己与社会发生关系方式的权利，体现在阅读上，就是读者有选择自己喜爱读物的权利。鉴于此，阅读应该是轻松的，自然的，各有所爱的，文学创作就可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不管你是前者还是后者，被读者接受了喜欢了，你就是好作品，相反，你就没人看。 想到此，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王小波当年发表小说那么难？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夕，他的作品已经被人喜欢了，甚至有了手抄本，可就是没地方发表。找到编辑部人家要让他改，直改到他自己都不喜欢了才给发表。后来他干脆就只写不外投了，直到后来在港台地区被发表。名声在外的王小波，被内地文坛重视却是以后多好年的事了。我无法知道喜欢王小波的读者有多少，但他肯定是中国文坛不容忽视的一位人物。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文学现象。他用另一种眼光和表述方式，记录了一个时期的中国市井图。我敢肯定，王小波的写作是没人强迫的，他所表现的东西也不是事先预置的，他不过就是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用自己想用的方式。 其实，我说王小波并不代表我就一定喜欢他。我喜欢的作家不少，也不止他一个。但我有文学文化情结，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而文化是生活的形而上，原汁原味更易接受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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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2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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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2 19:00
楼主
同意您的观点。读书不在多，而在有所启发和思考，然后关照我们的生活。知书达理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