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汴京集贤院，一场持续多日的追逐赛又开始了。
一位年近四十、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闪转腾挪，灵活穿梭在办公室的走廊桌椅间。紧随其后的，是抱着宋仁宗任命诏书的差吏，气喘吁吁地喊道，“王大人，您别跑了，快接了诏书吧！”
眼看差吏越追越近，中年男子一个闪身，躲进了厕所。
良久，守在厕所门口的差吏始终不见人出来，一气之下，把诏书放在办公桌上就走了。
中年男子听见差吏走了，赶忙从厕所出来，结果发现诏书正明晃晃地摆在桌子上。他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上差吏，把诏书塞进其怀里，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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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后，他给宋仁宗连上七封奏折，表示对任命的“同修起居注”职务无法胜任，坚决辞谢。算上之前已经提交的，他前前后后共交了十二封辞呈。
后来，他的朋友看不下去了，“介甫啊，总躲厕所抗旨有点过分了！适可而止，给朝廷留点面子，赶快从了吧！”
他勉强应允。
这位行事别具一格的中年男子便是王安石。
抗旨不遵不过是他传奇人生中最“寻常”的一个片段，他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改革，被誉为“十一世纪伟大改革家”；他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一扫文坛浮华余风，位列“唐宋八大家”；他集“古今中外赞誉不断”与“身后骂名空前绝后”两极评价于一身，千秋功过难评说。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汴京街边的小酒馆中，刚刚参加完科举考试的考生们正把酒言欢。
忽然，一名小吏策马而至，对其中一考生耳语几句，此考生郁闷长叹，“哪个小子抢了我的状元！”
这位考生叫杨寘，才学渊博，此前已连中解元和会元，对夺得状元势在必得。他的哥哥恰是当朝宰相的女婿，他便托哥哥提前查了名次，排名第四，状元是王安石。
没想到，几天后放榜，杨寘惊喜地发现自己成了状元，而王安石则变成第四名。
原本，王安石的文章被主考官们认为质量最好，应得状元，然而试卷在给宋仁宗审核时，却出了意外。
王安石试卷中用了“孺子其朋”的典故，出自《尚书》中记载的周公对周成王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孩子啊，和大臣打交道，要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真诚对待。”
周公是周成王的叔叔，这样教诲晚辈当然没问题，但22岁的王安石对三十多岁的宋仁宗这样说，宋仁宗就不高兴了。
于是，王安石被取消了状元名次，而榜眼、探花都是在职干部，按规定不能录为状元，他和第四名的杨寘便换了名次。
在那个“科举大过天”的时代，王安石并没有将痛失状元当回事，他甚至一生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对于王安石来说，科举不过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名次没什么可计较的。在他心中，有着比科举更重要的事情。“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王安石不求功名，只一心想做能辅佐尧舜禹的贤臣。
此次科考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也就是扬州市政府秘书。按照规定，四年任满后，王安石可以提交进京入职的申请。
但王安石没有将无数人趋之若鹜的京官放在眼里，他放弃申请，接着在宁波鄞县做了三年县令，任期满后，又被任命为舒州通判。
在此期间，宰相文彦博、翰林学士欧阳修等官员多次推荐他入京任职，都被他一一拒绝了。
但他在地方的政绩实在太出色了，最终引起了宋仁宗的注意，宋仁宗一纸诏令，任命他为集贤院校理，也就是国家图书馆高级研究员。这个职位看起来不起眼，在宋朝却是升任核心职位的捷径，向来被士子看重。
王安石依然不想干，连上四道辞呈，理由是家里人口多，京城消费高，养不起一大家子人。
朝廷表示，这好办，给你个待遇高、油水多的“肥缺”——群牧司判官。
正当王安石又想找理由拒绝时，欧阳修看不下去了，“差不多得了啊，再推辞下去皇帝就没面子了，先应下来吧。”
王安石勉强从了。
在任群牧司判官的两年时间里，王安石继续提交了十多次辞呈，坚决要求去基层、去地方工作。这次，他不再找托辞了，而是给出了真正的理由：不想在京城机关混吃等死熬资历，希望将自己的政治热情、所学所用在基层释放，用实际举措改善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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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2岁入仕到49岁出任宰相，27年时间里，王安石先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江宁等地任职，始终大胆创新、积极变革，出台了多项切合当地实际的政策。
在鄞县做县令时，王安石尝试实行公粮借贷，在农户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将粮食贷给农户，等秋收后再付息偿还。这一举措既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收入，也成为青苗法的雏形。
在王安石30岁那一年，他攀上杭州飞来峰，写下流传千古的《登飞来峰》，抒发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公元1067年，47岁的王安石再次接到朝廷召他进京的诏书。这次，他没有拒绝，立即赴任。
这一年，刚刚做了四年皇帝的宋英宗去世，20岁的宋神宗继位。此时，北宋已经建立108年，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日益凸显，留给宋神宗的是个积贫积弱的烂摊子，“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库已经没钱了，宋朝没有退路了。
宋神宗年轻气盛，一心想要励精图治，变法图强，重振祖业，积极寻找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贤臣。
此时，王安石经过20多年基层任职的实践积累，已形成变法改革的整套理念与思路。实际上，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曾上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上时政疏》，陈述改革设想。然而两封信均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如今，王安石遇到一心求变的宋神宗，两人一拍即合。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拉开帷幕。
在王安石看来，国家贫穷的根源，主要在于生产过少，而非开支过多。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富国强兵，需要积极开源，抑制土地兼并，扩大税收来源。
对此，王安石提出了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坊场法、将兵法，以及设军器监、扩大茶盐专卖、改革科举制度在内的十多项改革措施。
虽然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却“泥沙俱下”，出现了与变法初衷背道而驰的情况。
本意是缓解农民高利贷压力的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强行摊派，甚至提高贷款利息，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
本意是维护治安、建立全国军事储备的保甲法，却被很多民众误解为要被拉去打仗，人心惶惶，甚至有人自断手腕来逃避。
公元1071年，京城甚至出现了群众闹事。来自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县）的上千名农民，因不满变法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来到京城告状。部分愤怒的群众甚至闯入王安石家中闹事。
此时，在朝廷上也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围绕变法展开激烈争论，王安石遭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一日上朝时，谏官吕诲狠狠地参了王安石一本，列举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从对皇上傲慢无礼、独断专行，到结党营私、企图专权，认为他“大奸似忠，祸国殃民”。
这份弹劾一出，震惊朝野。此时，变法还在筹划阶段，无条件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大怒，将吕诲贬谪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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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日退朝后，谏官唐垌当着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面，控诉王安石的六十多条罪状，每说完一条，便和王安石对质，“我说得对不对，有没有这回事？”
期间，宋神宗多次阻止，唐垌非但不听，反而越说越激动，“不说完，我今天是不会走的！”
待控诉完毕王安石的罪状，愤怒的唐垌不顾君臣大礼，指着宋神宗说，“您要是不把王安石罢免，皇帝的位置也坐不久！”
说完，扬长而去。
反对变法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三朝元老司马光坚定地站在对立面，后起之秀苏轼、苏辙、黄庭坚、曾巩，甚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都对变法颇有微词。
王安石素有“拗相公”之称，他一向倔强执拗，认准原则不妥协，他无视这些反对声音，依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公元1074年，变法实行的第五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长达十个月旱灾，百姓流离失所。
朝中大臣认为旱灾的出现是因为变法不合民心天意，要求尽快结束变法。
王安石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水灾、旱灾都是自然现象，连尧舜时期都无法避免，朝廷应尽人事以应对灾害。
然而，面对天灾，原本坚定变法的宋神宗开始左右摇摆，甚至已经准备废除一些没有达到效果的新法。
在这关键时刻，一幅名为《流民图》的画作到了宋神宗手上：画卷上的流民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痛苦不堪，有的人甚至双脚拴着铁链在砍树挣钱，以偿还青苗贷款……
与《流民图》一起献给宋神宗的还有一封奏表，写道，天下大旱皆因王安石变法让百姓流离失所，违背了天意。画作的作者更以人头担保，如废除变法，必天降甘霖。
宋神宗看完画作泪如雨下，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结果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他决定，停止推进变法。
巧的是，诏令刚出，京城便开始下雨。
不止是大旱，这段时间还接连出现华山山崩、彗星出现等异象，变法几乎尽失人心。
元宵节灯会，王安石陪宋神宗赏灯，却被侍卫从马上赶了下来，他的随从和马也被打伤。
王安石心灰意冷，罢相回家。
罢相十个月后，经过变法派的争取，宋神宗也有意继续推进变法，将王安石召回继续做宰相。
再度回京，王安石的心态已发生变化，在途经瓜洲时（今江苏邗江），写下了《泊船瓜洲》。他没有了“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一往无前，尚未返京，已然惦记回家。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再度拜相后，原本亲密无间的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出现嫌隙和猜忌，默契大不如前。
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各种利益纷争，弟子吕惠卿为了宰相位置，甚至处心积虑陷害王安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在这时去世了。
此时，距王安石开始变法已经十年，他为了国家富强殚精竭虑，却一直被反对派花样“泼脏水”。内外交困下，57岁的他身心俱疲，大病一场，再次辞去宰相一职，回到南京。
尽管王安石离开了朝廷中心，但宋神宗依然保留了变法的相关举措。然而天不假年，也许是积劳成疾，王安石罢相后的第九年，宋神宗去世，年仅38岁。
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尽废新法。
王安石对新法被废有所准备，一直比较平静，但听闻与宋神宗反复研究两年才实行的免役法被废时，一声叹息，“亦罢至此乎！”
客观来说，虽然变法出现了一些执行不当的方面，但整体来看，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在经济方面，北宋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开始有盈余，物价趋于稳定，社会呈现了此前数十年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军事方面，军队战斗力增强，在多场对外战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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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黄仁宇这样评价这场变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退居南京后，王安石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每日，他骑着小毛驴，带着几个烧饼，或去钟山登高望远，欣赏美景；或在山水田园间游走，读书吟诗；或探访定林寺，与僧人礼法。
没有俗务的侵扰，王安石专心于文学和诗词创作，创造了“半山体”，达到了“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境界。
他写的梅花诗，虽语言朴素，却清新细腻、含义隽永，堪称咏物诗佳作：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他登上金陵古城，面对壮丽的金陵风物，感叹历史兴亡，物是人非，提笔写下被赞为“金陵怀古绝唱”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在离南京城和钟山均为七里的地方，王安石为自己建了座小房子，命名为“半山园”。半山园十分简朴，甚至没有院墙，远远望去，青砖灰瓦，像座小旅馆。
在半山园，王安石不再是“拗相公”，至诚至真的本性与卓尔不群的才华，让他收获了更多挚交知己。
苏轼途经南京时，特地前往拜访，王安石身着粗布衣裳，牵着毛驴到江边迎接。
船尚未停稳，苏轼便从船上跳下来，对王安石做了一揖：“我今天斗胆，穿着便服拜见大宰相。”
王安石笑答：“世间礼法岂是为我辈设！”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政见不同，但人品、才华、秉性却是一致的。当政务归零，以诗文和性格相来往时，两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同游钟山，唱游赋诗，一笑泯恩仇，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只可惜，王安石滴酒不沾，不然爱酒的苏轼必定带来蜀地美酒姚子雪曲，畅叙幽情，一醉方休。
来到半山园的还有黄庭坚，黄庭坚青年时便仰慕王安石，虽因反对变法屡遭贬谪，但听闻王安石定居南京，也前来拜访。短暂的相处，让黄庭坚深深被王安石的人格与气度折服：“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在南京，王安石安放疲惫的心灵，返璞归真，寄情山水，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时光。
然而，他心中始终挂念着未完成的变法事业，在变法失败的第二年，郁然去世。
王安石因一场变法轰动朝野，凭一腔孤勇试图力挽狂澜，因一意孤行毁誉参半，虽然变法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王安石并未湮没在历史洪流中。
在文学上，他诗、词、文均取得杰出成就，更大力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一扫文坛浮华余风；在思想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创“荆公新学”，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人格上，他天真坦率，刚直清廉，严以律己，堪称道德楷模。
王安石对变革的坚持，对文脉的传承，对品德的坚守，让他在中华文化史与思想史卓然独立，至今仍闪耀着长青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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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赓续，弦歌铮鸣。如今，王安石的“五行说”已成为东方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体现着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千年时光流转，当年王安石无缘品尝的姚子雪曲，已发展成家喻户晓的世界名酒五粮液，“五谷为养”，契合五行。五种粮食既造就了五粮液各味谐调、浓香醇厚的美妙滋味，也体现了共融共通、和谐统一的东方和美精神与文化内涵。
如今，五粮液正带着五粮的和美、极致的匠心、岁月的博蓄，秉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气韵，致敬思想长青，致敬文脉永昌，致敬气韵长存。
执笔：李耀威
统筹：李耀威 闫梅
编辑：谢玥
监制：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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