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来到了我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 厂视察，就在几个月前，这里生产出了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的诞生提供了“养料”。
此刻，504厂里的工人同志们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足足奋斗了五年多的时光，邓小平也在厂里领导的陪同下，热情地和大家交流着。
突然，邓小平在一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妇女面前停了下来，他显得格外激动：“我见过你嘛！这5年你隐姓埋名过得如何？”
妇女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此刻，她的脑海中浮现了过去经历的种种场景：1956年毅然回国，1958年半路改行，1961年扎根大西北……
这位妇女便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承书。
“我们一定要回国” 王承书，于1912年6月26日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开明的家庭氛围让她从小就有自主学习的权力，而她本人也格外聪颖。
当时的中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封建气息依旧浓厚，重男轻女的思想随处可见，王承书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接触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积极谋求着妇女解放，努力摆脱着封建束缚。
18岁那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全系也只有13名新生，她就是其中一个。
王承书对物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救国救民，于是，她加倍努力，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王承书也被迫南下，四处转移，靠教学为生，长期地流浪让她感到非常郁闷，为了继续学习最前沿的知识，她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只是，这对于王承书来说非常困难，因为此时的她已经结婚了，而西方大学对已婚妇女的录取有着严格的限制。
王承书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她并没有就此屈服，在给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信中，她坚定地写到：“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强烈的要求换来了好的结果，密歇根大学招生负责人很欣赏她的这种独立的思想，同时又对她出色的学习成绩很是认可，便破格录取了她，1941年8月，王承书孤身前往了美国。
异国他乡，王承书并没有感受到孤独，相反，他在见证了美国科技的发达以后，心中更加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她始终想着等学成后回到祖国，建设祖国。
天赋在努力地加成下迅速结出硕果，1942年，王承书与导师乌伦贝克教授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不久，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在美国学术界声名大噪。
如果继续沿着这一方向持续研究下去，王承书很有可能成为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就连她的导师乌伦贝克教授都说“王承书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未来，她有极大可能获得诺奖。”
但王承书却没有也不会选择留在美国，因为她出国学习只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这是她的态度，也是她丈夫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丈夫张文裕也是一位大科学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顿时传遍了世界，身在美国的王承书夫妇看到报纸后兴奋极了，如果之前因为战乱无法施展才华，眼下已是国泰民安，夫妻俩觉得到了回国的时候。
她说：“我就是要为国家作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所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美国——梁园虽好，但不是我的久留之乡。”
只是，一向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却绝不会轻易地将两位科学家送回中国，所以，每次王承书夫妇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回国申请书，都会被打回来，而他们也不放弃，仍然坚持去递。
直到1954年，周总理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在会议期间，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就中国科学家回国的问题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协议，王承书夫妇才有了回国的机会。
当然，这距离他们回国还有两年的时间，因为美国政府在其中设置了诸多关卡，而王承书夫妇也没有闲着，他们开始搜集最新的研究资料和西方权威书籍，然后寄回中国，以供后续的研究，一共寄了300多箱。
1956年，王承书夫妇带着6岁大的儿子乘船经香港回到了大陆，当看到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国境上飘扬的那刻，夫妻俩都无比自豪，他们下定决心要为了国家做些什么。
永远的“我愿意” 科学家是我国紧缺的人才，回国后，夫妻二人就立刻受到了重用。
王承书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兼任北大物理学教授，张文裕担任了原子能研究所宇宙线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当时的国内对于物理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配套设施也几乎没有，但王承书丝毫没有灰心，在人人有信念的氛围下，她也斗志昂扬。
到了1958年，王承书凭借过人的天赋和不断地努力，已经成为了国内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权威，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名。
而就在这一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再次重申了研究原子弹的重要性，于是，时任第三机械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了王承书。
钱三强也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回国的时间比王承书要早上很多，两人刚一见面，钱三强也不客套，直接问道：“国家建立了热核聚变研究室，但这项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我希望你能够加入。”
王承书想都没想，直接回答：“我愿意！”
钱三强愣了一下，对眼前这位相貌清丽、身穿旗袍的女科学家投出了赞许的目光，他知道虽然热核聚变也属于物理学的范畴，但这与王承书之前的专业完全不一样，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而王承书之所以干脆利落地回答，是因为她一直想着“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继续坚定地说道：“半路改行是难，但是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1959年，王承书带着一批科研人才前往了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所实习，在列车上，她还主动帮大家翻译了最新的、最权威的西方学术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承书已经成为了我国热核聚变领域的权威，可正当她想要做进一步研究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苏联撤走了在我国的所有高科技专家，还带走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原子弹研制陷入了停顿，其中生产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在这一领域国内同样处于空白。
于是，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了王承书，希望她能参加高浓铀的研发工作。
这回，钱三强依旧开门见山：“参加这项任务，你可能很长时间会离开丈夫和孩子，会消失在公众的视野。”
王承书也还是没有犹豫，直接回答：“我愿意！”
钱三强又愣了一下，他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认真地说道：“考虑成熟了，再做抉择也不迟。”
谁知，王承书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愿意！”
于是，王承书便瞒着家人孤身来到了甘肃兰州，在504厂开始了隐秘而伟大的奋斗。
高浓铀的研制关键是掌握铀同位素的分离理论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应用，这对王承书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只能自己不断摸索。
但王承书从来不畏惧困难，接下来几年，她吃住都在工厂，每周只回一次家，反复地阅读着相关资料，不停地做着相关试验，而她也是负责此项研究的极少数的女科学家。
最终，在1964年1月14日，经过王承书等科学家的不断努力，我国终于取得了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这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供应。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毛主席得知消息后，立即发来了祝贺：“已阅，很好”，后来，毛主席还称赞王承书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
也就在这年4月12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来到了504厂视察，当他看到穿着工作服站在人群当中的王承书时，一眼就认了出来，并且发出了亲切的问候。
原来，早在1959年的时候，王承书就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参加了当年的群英会，在会场，佩戴大红花的王承书见到了邓小平，两人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这次再见，邓小平十分感慨：“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连你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了！”
王承书笑了，眼中带着泪花，是啊，5年多过去了，家里的孩子都忘记了自己的长相，但这一切都值得，为了祖国不受欺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在罗布泊上空引爆，王承书的任务完成了，但她就此停下来了吗？当然没有。
先生之风，天高水长 原子弹爆炸后不久，钱三强再次找到了她，他知道王承书吃了很多苦，他也吃了很多的苦，但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又只能负重前行，于是，便有了那段感人肺腑的对话。
“你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
“没有！”
“那生活有什么困难？”
“没有！”
“有什么话让我捎给文裕吗？”
“没有！”
“如果让你继续选择核事业，继续在 504 厂发挥作用，你愿意吗？”
“我愿意！
在古代，人们常常把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称作先生，这原本是男子的专称，民国以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一些伟大的女性也有了先生的称呼，宋庆龄是一个，而王承书也当之无愧。
除了奉献于祖国的科学和国防事业以外，生活中的王承书先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1961年，49岁的王承书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之一，早在回国之初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她就明确地表示：“我就是冲着共产党的新中国回来的，要入我就入共产党！”
成为党员后的王承书，更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光辉。
当时，王承书的工资是一个月280元，这看起来非常高，但是其中的200元被她主动交了党费（事实上完全用不了这么多），而剩余的80元中的绝大部分被她用来资助学术活动和捐赠给有困难的同志。
至于她自己，每个月多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元花销，有些时候，甚至入不敷出。
党委的干部经常就此事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啊！你还得生活呀！”
每次，王承书都笑着回答：“我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用不了这么多，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
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王承书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她常说自己为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患有眼疾的她经常在深夜批阅着学生的论文，她说：“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晚年的王承书老人退休回到了家里，过起了平凡的生活，而她在家中的简朴生活也着实令人敬佩。
王承书夫妇都爱读书，所以，用来存放书籍的书柜是必不可少的，可在他们家里却只有三个用了几十年的破旧的书柜，此外，沙发也是旧的，床也是传统的硬板床，要知道两人都是中科院院士啊！
除了把自己的工资绝大部分都捐出去以外，他们夫妇二人还从来不愿多花国家的一分钱，哪怕政府特批的补助，他们也都礼貌地拒绝。
晚年的王承书得了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支进口药，可当她得知每支需要600元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幽默地说道：“你看我这眼睛还值6000元吗？”众人无不感动落泪。
不仅是她，丈夫张文裕同样十分节俭，而且一心为民。
张文裕临终之际，把王承书叫到了身边，认真地嘱咐道：“我走后，不要给儿孙留任何遗产，将我全部的积蓄都捐出去。”王承书含泪点了点头，这也正是她要做的。
1992年11月5日，我国宇宙射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者之一的张文裕先生在京病逝，这年年底，王承书便遵照丈夫的遗愿把积蓄以丈夫的名义捐了出去。
与此同时，王承书先生也留下了一纸遗书，上面写着：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这就是王承书先生，一个为了国家和人民奉献一切的伟大女性。
仅以此文向王承书夫妇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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