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爱上风流成性的胡兰成,曾悲凉地形容自己:“卑微到尘埃里,开出花来。”
对一个人爱得深了,就会卑微地不去计较得失,这样的爱,是深沉的、无私的、伟大的。
有一个女人,也是如此,只是很少有人知晓她的名字。而与她亲近的人中,梁启超算一个。
历史上,谁人不知在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梁启超呢?
他是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是声名远播的文学家,是出身不凡,满腹经纶又思想超前的革命者。
他的后代“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科研、文学、考古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世人皆盛赞梁启超教子有方,认为梁家满门俊秀的背后,得益于其苦心营造的家教家风。
殊不知,梁家的家教家风,跟梁启超身侧的这个无名无分,爱他爱到卑微的女子有重要关联。
她就是王桂荃。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是一个苦命的乡下女子。
母亲在她年幼时就匆匆离世,父亲很快另娶,原本有父亲在,王来喜也不会挨饿受冻,却没想在她5岁那年,疼爱她的父亲也因病去世。
本就不待见她的继母,转手就将她卖给了人贩子,那时,王来喜才4岁多,刚刚有着懵懂的记忆。
之后的6年间,她又被人贩子卖了十余次,直到被卖到知府大人李朝仪的家中,才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那年,她10岁,初到李家便感受到了小姐李蕙仙的关爱,这让饱尝人间疾苦的她,感动不已,从此成了小姐身边最贴心的丫鬟。
李惠仙饱读诗书,且琴棋书画俱佳,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女,爱慕她的人络绎不绝。
在众多追求者中,李惠仙的一颗芳心,许给了当时因乡试中举而声名大噪的梁启超。
1891年,李惠仙如愿嫁给了梁启超,也是在这一年,王来喜作为陪嫁丫鬟,也跟着小姐进了梁家大门。
王来喜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是她明事理,性格好,总是为别人着想。
从小辗转做佣人的经历,让她十分擅长与人打交道,且做事有分寸,所以很快深得梁家上下的喜欢。
梁氏夫妇十分信任她,让她打理内宅大小事务,还把财务大权也交给了她。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梁启超觉得她的本名有点土气,于是给她改名为“桂荃”。
谁也没想到,一次随意地改名,竟把两人一生的命运都牵绊在了一起。
李蕙仙和梁启超婚后的生活还算美满幸福,李蕙仙虽然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但是在梁家她孝敬公婆,扶持丈夫,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妻子。
美中不足的是,李蕙仙的身体羸弱,肚子也一直没动静,直到结婚六年,她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梁思成。
原本这样的生活也算顺遂,直到历史的车轮将他们无情碾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携家眷亡命日本,王桂荃自然也一同前往。
异国他乡,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他国语言。
为了分担梁启超的事务,也为保护一大家子的人,机灵的王桂荃十分努力地学日语,不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
这让梁启超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不仅视她为家族对外联系的重要人,闲暇时还常常教她识文认字,王桂荃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次都会认真学习,私下也经常找书来读。
17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一来二往间,王桂荃心里便对梁启超有了异样的情愫。只是小姐对她有恩,她不能辜负,只得默默将少女情怀放在心底。
都说文人多情,梁启超也不例外,可那时的他却把爱情给了另外一个女人。
在日期间,梁启超结识了美丽大方的华侨小姐何蕙珍,俩人互相爱慕。
何蕙珍仰慕他的才华,丝毫不介意他有家室,梁启超深为感动,就起了想要纳她为妾的心思。
可当他把这个想法跟妻子一说,却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你还记得当初是谁,提出中国人也该遵守一夫一妻制吗?如今自己表里不一,不怕传出去成为别人的笑柄?”
妻子的话让梁启超臊红了脸,一番思想斗争过后,他最终残忍割舍了这份爱。
虽然成功化解了这场婚姻危机,但李蕙仙心中还是泛起了涟漪。
李惠仙是官宦世家出身,十分在意子嗣问题,考虑到自己病怏怏的身体无法再为梁家开枝散叶,她还是决定,给丈夫找一个信得过的侧室。
她把周围的人想了一个遍,最后将目光转向了王桂荃。
3年后,在她恩威并重的说服下,18岁的王桂荃与梁启超结了婚。
梁启超虽娶了王桂荃,但为了坚守住自己提倡的“一夫一妻制”,他提了一个要求,不能给她名分。
王桂荃颔首应承,喜欢一个人只要能待在他身侧就好,又怎会在意那些虚名?
冰雪聪明的她,深谙小姐纳妾的用意,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对她而言,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宿。
此后多年,王桂荃为梁家生下了四男一女,但在梁启超的要求下,她的女儿们不能叫她妈妈,只能称呼为“王姨”。
对此,王桂荃心里虽有酸楚,但却没有任何怨言,对李惠仙生的3个孩子梁思成、梁思庄、梁思顺也都视如己出,尽心尽力地教育他们。
梁思成幼时爱贪玩,有次考试成绩还不如弟弟,李惠仙拿着绑了铁丝的鸡毛掸上去就抽。
王桂荃看着吓得浑身哆嗦的小思成非常心疼,情急之下竟冲出来挡在他身前,替他挨打,为他求饶。
王桂栓对儿女赤诚的爱,在梁思成幼小的心灵中荡起阵阵涟漪,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梁思成仍是眼含泪光,颇为动容。
梁思庄小时候最喜欢的人也是王桂荃,洗澡和睡觉都要“王姨”来才肯。
梁思庄10岁那年,和王桂荃的9岁女儿同时感染了“白喉”,为了避免交叉传染,王桂荃独自承担起照顾这两个孩子的重任。
王桂荃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梁思庄身上,最后梁思庄顺利活了下来,而她9岁的女儿却不幸夭折,以至于后来名字都没留下。
那些年,梁家风雨飘摇,是王桂荃一手撑起了这个家,带着子女们躲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虽然她没什么文化,但凭着多年来的见闻,她也逐渐摸索出许多为人处世之道。
她不像李蕙仙那般声色俱厉,而是不急不躁地指导孩子们解决问题,这对孩子们有很深的影响。
9个子女在她的敦敦教导之下,一个个学会了做人的道理,这为他们长大成人做出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孩子们跟王桂荃的感情也很深,梁启超不在家的时候,都悄悄称她为“娘”。
国民政府成立后,梁启超带着妻儿欢欢喜喜地回了国,原以为事业和生活将迎来新的转机,却碰上了意图称帝的袁世凯。
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写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对其痛骂,并且把袁世凯派来的人和带来的20万大洋都扔出了门外。
袁世凯很生气,派了许多特务,想把他暗杀掉。
可梁启超并不受其威胁,还去云南与蔡锷将军合作“倒袁”。
也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王桂荃带着两个孩子(梁思达、梁思懿)跟随前往,在特务24小时监视之下主持家务、协助丈夫。
1924年,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祭梁夫人文》。见先生如此伤心,王桂荃温柔地劝慰,在身边静静地照顾他。
5年后,梁启超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临终之际,他为未能给王桂荃一个像样的名分而愧疚不已,更忧心她将来如何将一个人抚养9个孩子长大成人。
43岁的王桂荃握紧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放心吧,一切有我。”
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她从此信守了几十年。
梁启超去世以后,家里经常出现财务不支的情况。为了维持生计,王桂荃卖了老楼,自己出去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她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无论条件如何艰难,也要把9个孩子全部送出国外留学。
为此有很多人笑话她,饭都吃不饱了,还尽做一些没用的事。但王桂荃充耳不闻,在先生的影响下,她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孩子们都很争气,其中3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还成为了中央研究院院士。
特殊期间,由于特殊的出身,梁家后代四散飘零于各地,被冠以“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的王桂荃则被迫住进牛棚。
这一住,就再也没能出来。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牛棚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逝去3天后,有好心的村民发现了她,他们为她裹上草席,并将她葬在了山岗上。
风波过去后,子女们寻了过来,可她的葬身之地却早已夷为平地,遗骨早已消失不见。
子女们悲痛不已,他们四处搜集娘的衣物,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坟旁为她立下衣冠冢,种下母亲树,年年敬俸。
王桂荃这一生,从幼年丧母离父,到多次倒卖辗转到梁家,再到独自培养9个孩子成才,可谓历经磨难,波澜壮阔。
她不懂风花雪月,不懂名门望族的门门道道,更不懂那些改革大事,但她却明白一个道理,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至始至终。
哪怕事实上的丈夫至死都没给过她名分,甚至都不曾称她为“妻子”,但她还是卑微到尘埃里地操劳家事、相夫教子,穷尽自己毕生的年华。
这份沉甸甸的爱,不必被知道,不必被回应,甚至不必被珍惜!
只要自己被浅浅地记住过,她便已十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