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泰山乌鸦

第九十八集 甲午战争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发展，连和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噶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
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在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和，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五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它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撮尔小国，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它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懵然不觉。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号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增加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风苞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伏铿锵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七千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305mm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海军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三十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

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的两千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五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七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坚硬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六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他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陈悦：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出来打过我，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第一，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子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十一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陈悦：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传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妇，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这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的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要比日本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李国荣：在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标榜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吉田松阴，他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的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是要称霸东亚，这是由来已久，甲午战争，正是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开始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的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经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导航用的。马尾被称为中国船政的摇篮，早在1866年，左宗棠任浙江总督时，就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马勇：都在1860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我学我是要复仇呢，我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这个是中日之间的接纳西方当中一个最大差别，这个差别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我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作出反应，率兵一万一千名赴台迎敌，这是一个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跟电缆便是其中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平安无事。

马勇：中国的1860年，走向那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物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临着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因此中国在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我们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对于同样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的实行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的承认。但在1879年四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尚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野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本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野日后如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

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中国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的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曾在1860年统筹夷务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侵略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的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1871，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建船政事务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在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议。

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地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达到岁入的八分之一。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辆，相当于购买三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的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款，国防成为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六月一日，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上奏，以撙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两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异釜底抽薪。

陈悦：从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到了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来找我们麻烦，日本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的问题呀，再往前更多，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五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的大变革，就在那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十一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自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三年一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两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一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马勇：因为原来你建了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不整套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当中，不光是军事改革，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得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总动员，军事总动员，各个军队一起打，中国是什么，是各个战区各自为战，两广的总督不管这个事，湖广的总督也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我的文章就是在讲，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一个国家的打。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入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在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大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施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迫成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的作战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为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牙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

陈悦：日本在海上战争中，不断的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不得了，我们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不到，突然翻盘了，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沉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的中国兵拿着刀架船长脖子上，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地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这件事情颠覆了。

当年十一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付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的说，所有的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时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清朝陆军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的黑色煤烟导致行踪被别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只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及对手，北洋海军遭遇日舰合围，间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经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的漂浮在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隶决战的根据地，日军三十六艘运兵船，两万四千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六十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两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李国荣：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了旅顺，接着是日军在旅顺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四天，被杀的民众达到两万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看到这种惨景，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的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被杀的百姓就有两千六七百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依然奏响。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尊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井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以及舰上的火炮进行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十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马勇：那么在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战争还是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有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就和日本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日本不依不饶，中国的战舰又按李鸿章的要求，都到港里面去了，最后也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就把威海给围住了，突围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没给答复，也没有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走怎么办，突围又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为免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六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五千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三国协议下减为三千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陈悦：它到哪里去找两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很好的事情，等他借完以后就发现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了两亿两，最后要还给他六个亿，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界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界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马勇：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很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的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它曾经接纳国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尊称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两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中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泰山乌鸦

第九十九集 维新与革命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五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五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八，日本排名第十一，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然而，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想，标志着中国三十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

《马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绅商市民鸣鼓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决不让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嵩，清朝工部主事丘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马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想怎么能够学一学，18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它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这个条约没有成，那么这个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觉得我们也能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一招，那我们自己自治。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六月二日，李经芳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压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们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菌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拒和、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十八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及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的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六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的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马勇：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的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了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列强之间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受益，第三个讲社会社会上的，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利玛窦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也经此地，沿海地区的人们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马勇：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啦，因为家天下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可以导致一个对两种结果，大家都不许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制又导致还
有一个结果，但是人家掌大位的人，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这就是君主立宪制，那么这种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偕同陆皓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身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十一月，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了而来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兴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皓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皓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

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皓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目吾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秦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翁同和、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鱼宏亮：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的从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的开始反思。

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康有为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四岁继位，长于深宫，虽然十七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帝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这便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5五点一直持续到七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的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打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裁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慈禧太后身边聚集。

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的将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九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扰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权力还牢牢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力。

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除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的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定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弟等五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

鱼宏亮：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决裂，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来西式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住进格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邓廷坚，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公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兰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克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

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九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犬养毅曾善意的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鱼宏亮：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主要反映，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上了，六君子的被杀和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和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适当的途径。另外，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沉重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人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将其改成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拳民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柯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8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
慈禧太后裹胁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鱼宏亮：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主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战争，引起的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显示权力的慈溪，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议程，再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

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封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八个满族人，一个蒙古旗人，四个汉人，而八个满人中，有五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马勇：1908年清政府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清律宪法大纲，清律宪法大纲，就开始了宪政的架构，对皇帝的权力还是有所限制，限制皇帝权力就设立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利，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皇上慢慢把每年处理的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的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的满人也占一个。那过去六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六个。那么这次改革以后，有十个部，加上一个总理，两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四个。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它的丧钟便已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20世纪之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更多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七十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的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到了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同盟会，结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举孙中山同盟会，这个时候在东京，八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才使同盟会的主张就更完整，但是他基本上可以概括出，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就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的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霎那。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布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又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迅速调集20万民众，包围了成都。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工程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十月十二日，武汉三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十二月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疾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

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了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睹，海宇义安，乃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鱼宏亮：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哦，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衍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柯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预见在于中国终将处于一个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  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并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

泰山乌鸦

第一百集 帝制的终结

1912年二月十二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明，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由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业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位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外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这里是北京的孔庙，始建于元朝，鼎盛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认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住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激昂，康雍乾诸帝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宗教和政治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和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卜宪群：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也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该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个长两百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版图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的西欧国家，一直进行着外贸交易，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国的继续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也非常的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种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李胜：康熙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不仅仅说是我们所说的玩物丧志，单独、纯粹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种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经济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够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973年的一天，正直乾隆八十大寿，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戛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词拒绝。

卜宪群：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那么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应该说是中国失去了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机会。

马戛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以忘记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调制出了红茶。

采访：随着时间的过去，茶在英国越来越流行，这时刚好碰上工业革命时代，混配茶也变成机械化。

当时的英国一蒸汽机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庞大的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它都会被迫卷入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深深体会到了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甚至更加保守。

卜宪群：与当时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一样，嘉庆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康雍乾以来，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蒙蔽住了自己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国乔治三世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仍沿着他父亲的老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鱼宏亮：这也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出中国去，对于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认识到了清朝上下、政府上下运作的这个手段和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对外贸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中国的步伐，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加强了对中国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从1938至19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也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兵可用，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改造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一百年后我们才亲眼看见。苏真：这个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兵分两路，陆军从我们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迈皋桥，水军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作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被陆续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
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战争都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邹振环：为什么决定打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的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扩展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然而把殖民地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他的本土。中国当时人口众多，所以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倾销的市场。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二千五百五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是一千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通商口开放后，由于地处长江如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由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建筑逐渐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到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往本国。

鱼宏亮：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中国的沿海贸易或者是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发展的前沿。

李宜群：这个是当时的粗纱机，那么当时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纺纱的原理一般是通过梳棉、并条、粗纱、细纱，这就是一台粗纱机。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中国的手工业和纺织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织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乐八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过沦落为战败国的历史巨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大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鱼宏亮：从政治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阵对清朝的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使清朝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曾是远东的最大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建于1866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林樱尧：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的动力，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要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了一个办法，主要就是从国外、欧洲聘请而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众多的中国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变化，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批军用工厂和民用工厂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当时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它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鱼宏亮：洋务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运动，主要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开始了一场自强运动，它的主要就是富国、强兵这两个目标，确切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比较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收集了大量早期关羽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第一代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败后，中国人也在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留美儿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有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院副总理唐绍仪，除此之外，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成为同治中兴。

鱼宏亮：应该说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中国士大夫来说，都感觉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所有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给人们觉得，给了人们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都认为清朝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气象。

在这段时期使中国人看书了解世界的，有一本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不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哟引起太大的反响。

马勇:《海国图志》里面讲的很明白的，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但是在当年就算了，这对当时的中国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由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98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在野没有增添国任何舰只，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由此宣告失败，日本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的战争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被列强洞开，尊严被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各国军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王开玺：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各个条款内容很苛刻，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中国这次是失败给了一个小小的岛国，是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期而至，随着这次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它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活跃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方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那和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王开玺：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为了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让中国人能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规律，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本连同全国十八省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成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五十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他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在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邹振环：其实晚清政府在在最后的那些年代里面，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愿望，但是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现在的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1898年十二月二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而来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依然震撼着世人，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之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一悄然兴起，它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王开玺：孙中山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史丧师辱国，堂堂中华不齿于列帮，就感到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救国，所以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仆后继的反清革命的斗争。

1911年十月十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了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两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它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任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它的无奈消亡。

卜宪群：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它已经汹涌滂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还有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些列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两千年来，在这片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很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敬畏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和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却没有对它更多的留念，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个国家的康有为，还在为他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死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人人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

这一年，毛泽东十九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年八岁，已进入望溪乡初级小学堂，接收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蓄积做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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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通史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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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印。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
　　
       本书原上册为文化史，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点，范围广博，取精用宏，多独到之见，足资当今学人借鉴；下册为政治史，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决定将《吕著中国通史》重印出版发行。
　　
       为方便读者，我们将此书原来的上下两册合并，按其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称《中国文化史》，下编称《中国政治史》，并将注释形式统一为文中夹注。为保留此书原貌，在重印时，除将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以及将因明显排印致错之处予以改正外，其余的一切，如当时的概念、称谓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部分历史所作的叙述等，均未改动。
　　
      1983年，杨宽先生曾主持过“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工作，并写过一篇“出版说明”，对此书作了很好的评介，现改为本书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对广大读者研读此书有所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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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作者这部书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因此书中叙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十分强调汉族对于所谓异族的反抗斗争。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这书最后一章，题为《革命途中的中国》，作者以“大器晚成”这句成语，预祝革命必将成功。同时指出民族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作者果断地说：“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最后引梁任公所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作为全书的总结。作者在这一章中强调当时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是“不在对内而在对外”，认为“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
　　
      书中有些地方沿用旧的术语，和今天我们通用的术语含义有所不同，例如所说“封建时代”和“封建社会”。“封建”是指分封制，“封建时代”是指春秋以前贵族推行宗法的分封制的阶段，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尚请读者留意。
　　
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杨宽执笔）
　　
一九八三年八月

泰山乌鸦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彀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着，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戟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被上文化的色采。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晋的时期。隔著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晋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泰山乌鸦

第一章　婚姻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见，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于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关系尚极疏松。更进，则夫妻必须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关系更为永久，遂渐成后世的家庭了。所以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元始的男女关系，实属错误。
　　
       主张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男女元始关系的形态的，不过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猿猴已有家庭，何况人类？然谓猿猴均有家庭，其观察本不正确。详见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附录《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第四节。商务印书馆本。即舍此勿论，猿猴也是人类祖先的旁支，而非其正系。据生物学家之说，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等，雌雄同居，以传种之时为限；幼儿成长，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等，其聚居除传种外，兼以互相保卫为目的；历时可以甚久，为数可以甚多；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倘使其聚居亦以家庭为限，在隆古之世，断乎无以自存；而且语言也必不会发达。所以元始人类的状况，我们虽不得而知，其为社群而非家庭，则殆无疑义。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以生物界的趋势论，实渐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类之故。而反说人类的邃初，必与猿猴一样，实未免武断偏见了。何况人类的性质，如妒忌及性的羞耻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观小孩便可知。动物两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两种形式，人类独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质之明证。母爱亦非专施诸子女等，足以证明其非家庭动物的，还很多呢。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是原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原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原于生活。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卖买的远源。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她的人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以上所述，都是社会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事，也无乎不同。《白虎通义·三皇篇》说，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正是古代的婚姻，无所谓夫妇的证据。人类对于男女性交毫无限制的时代，去今已远，在书本上不易找到证据。至于辈行婚的制度，则是很明白无疑的。《礼记·大传》说宗子合族之礼道：“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这正是古代婚姻但论辈行一个绝好的遗迹。这所谓同姓，是指父系时代本氏族里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太爷，老爷，少爷们。异姓，郑《注》说：“谓来嫁者，”就是老太太，太太，少太太们。从宗，是要依着血系的枝分派别的，如先分为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统率其所属的房分之类，参看下章自明。主名，郑《注》说：“主于妇与母之名耳。”谓但分别其辈行，而不复分别其枝派。质而言之，就是但分为老太太，太太，少太太，而不再问其孰为某之妻，孰为某之母。“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翻做现在的话，就是：“把弟媳妇称为少太太，算做儿媳妇一辈，那嫂嫂难道可称为老太太，算做母亲一辈么？”如此分别，就可以称为男女有别，可见古代婚姻，确有一个专论辈行的时代，在周代的宗法中，其遗迹还未尽泯。夏威夷人对于父、伯叔父、舅父，都用同一的称呼。中国人对于舅，虽有分别，父与伯叔父，母与伯叔母，从母，也是没有分别的。伯父只是大爷，叔父、季父，只是三爷、四爷罢了。再推而广之，则上一辈的人，总称为父兄，亦称父老。老与考为转注，《说文》。最初只是一语，而考为已死之父之称。下一辈则总称子弟。《公羊》何《注》说：“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僖公二十五年。可见父母兄弟等，其初皆非专称。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难者将说：父可以不知道，母总是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母字亦是通称呢？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止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生物学上的母，实在是无甚关系的，又何必特立专名呢？然则邃初所谓夫妇之制和家庭者安在？《尔雅·释亲》：兄弟之妻，“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这就是现在的妯娌。而女子同嫁一夫的，亦称先生者为拟，后生者为娣。这也是辈行婚的一个遗迹。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后来受文化的影响，此等区别，才渐渐转变。《商君书·兵守篇》说，军队的组织，以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其视年龄的区别，仍重于两性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辈份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其禁例，大抵起于血缘亲近之人之间。违犯此等禁例者，俗语谓之“乱伦”，古语则谓之“鸟兽行”，亦谓之“禽兽行”。惩罚大抵是很严重的。至于扩而充之，对母方或父方有血缘关系之人，概不许结婚，即成同姓不婚之制。中国古代的姓，相当于现在社会学上所谓氏族，参看下章。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说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氏》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郑子产说。又说是同姓同德，异姓异德。《国语·晋语》司空季子说。好像很知道遗传及健康上的关系的。然（一）血族结婚，有害遗传，科学上的证据古人未必知。（二）而氏族时代所谓同姓，亦和血缘远近不符。（三）至谓其有害于健康，当时更无此说。然则此等都是后来附会之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理由。以实际言，此项禁例，所以能维持久远的，大概还是由于《礼记·郊特牲》所说的“所以附远厚别”。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妒忌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异姓间的婚姻，虽然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卖买，再变为聘娶，彼此之间，无复敌意，而且可以互相联络了。试看春秋战国之世，以结婚姻为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郊特牲》附远二字之确。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渐普遍，益臻固定的理由。及其既经普遍固定之后，则制度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权，更不必要什么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何从而来的呢？前文不是说，妒忌不是人的本性么？然两性间的妒忌，虽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贫穷，物质上的缺乏，逼著他不能不生出产业上的嫉妒来。掠夺得来的女子，既是掠夺者的财产，自然不能不努力监视着他。其监视，固然是为著经济上的原因，然他男子设或与我的奴隶发生性的关系，就很容易把她带走，于是占有之欲，自物而扩及于人，而和此等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亦非得其主人许可，或给以某种利益，以为交换不可了。如租赁，借贷，交换等。《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胜与邬臧通室；现在有等地方，还有租妻之俗；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再进，产业上的妒忌，渐变成两性间的妒忌，而争风吃醋之事遂多。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严，不得不加密了。所以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为因果的。
　　
       掠夺婚起于游猎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托诸大昊，虽未必可信，而俪皮是两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何《注》，这确是猎人之物。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
　　
       中国农业起于女子，捕鱼在古代，亦为女子之事，说见第十一章。农渔之民，都是食物饶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猎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少，男子在经济上的权力不大，所以服务婚之制，亦发生于此时。赘婿即其遗迹。《战国·秦策》说大公望是齐之逐夫，当即赘婿。古代此等婚姻，在东方，怕很为普遍的。《汉书·地理志》说：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显而易见。其实齐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系受这种风俗的影响罢？《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语。何《注》：媦，妹也。可见在东南的民族，内婚制维持较久。《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庶姓见下章。而戚单于下，单同殚。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男系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自殷以上，六世之后，婚姻就可以通的。殷也是东方之国。《汉书·地理志》又说燕国的风俗道：“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不知燕丹的举动，系受风俗的影响，反以为风俗源于燕丹，亦与其论齐襄公同病。而燕国对于性的共有制维持较久，则于此可见。燕亦是滨海之地。然则自东南互于东北，土性肥沃，水利丰饶，农渔二业兴盛之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维持较久的。父系氏族，当起于猎牧之民。此可见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人类对于父母亲族，总只能注意其一方，这是无可如何的。所以在母系氏族内，父方的亲族，并不禁止结婚；在父系氏族内，母方的亲族亦然；且有两个氏族，世为婚姻的。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夫之父与母之兄弟同称，舅。夫之母与父之姊妹同称。姑。可见母之兄弟，所娶者即父之姊妹。并非亲姊妹，不过同氏族的姊妹行而已。而我之所嫁，亦即父之氏族中之男子，正和我之母与我之父结婚同。古代氏族，又有在氏族之中，再分支派的。如甲乙两部族，各分为一二两组。甲一之女，必与乙二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二。甲二之女，必与乙一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一。乙组的女子亦然。此系最简单之例，实际还可以更繁复。如此，则祖孙为同族人，父子则否。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祭祀之礼：“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礼记·曲礼》。殇与无后者，必从祖祔食，而不从父祔食。《礼记·曾子问》。
　　
       近亲结婚，在法律上本有禁令的，并不限于父系。如《清律》：“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即是。然因此等风俗，根深柢固，法律就成为具文了。
　　
       古代所谓同姓，是自认为出于同一始祖的。在父系氏族，则为男子。在母系氏族，则为女子。虽未必确实，他们固自以为如此。同姓与否，和血缘的远近，可谓实无关系。然他们认为同姓则同德，不可结婚，异姓则异德，可以结婚，理由虽不确实，办法尚觉一致。至后世所谓同姓，则并非同出于一原；而同出于一原的，却又不必同姓。如王莽，以姚、妫、陈、田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汉书·莽传》。而王��孙咸，以得姓不同，其女转嫁为莽妻。《汉书·��传》。此等关系，后世都置诸不论了。所谓同姓异姓，只是以父系的姓，字面上的同异为据，在理论上，可谓并无理由，实属进退失据。此因同姓不婚之制，已无灵魂，仅剩躯壳之故。总而言之，现在的所谓姓氏，从各方面而论，都已毫无用处，不过是社会组织上的老废物罢了。参看下章自明。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卖买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
　　
   

泰山乌鸦

    古代婚礼，传于后世的，为《仪礼》中的《士昏礼》。其节目有六：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那一位姑娘？因为纳采时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并未指明那一个人之故。（三）纳吉，女氏说明许婚的系那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四）纳征，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纁束帛及俪皮。（五）请期，定吉日。吉日系男氏所定，三请于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后告之。（六）亲迎，新郎亲到女氏。执雁而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女父带着新娘出来，交结他。新郎带着新娘出门。新娘升车，新郎亲为之御。车轮三转之后，新郎下车，由御者代御。新郎先归，在门首等待。新娘车至，新郎揖之而入。如不亲迎的，则新郎三月后往见舅姑。亲迎之礼，儒家赞成，墨家是反对的，见《礼记·哀公问》《墨子·非儒篇》。是为六礼。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古人的宴会，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份的。夫妻则两个人合一份，是谓同牢。把一个瓢破而为两，各用其半，以为酒器，是为合卺。这表示“合体，同尊卑”的意思。其明天，“赞妇见于舅姑。”又明天，“舅姑共飨妇。”礼成之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宾阶妇降自阼阶。”东阶，主人所行。古人说地道尊右，故让客人走西阶。表明把家事传给他，自己变做客人的意思。此礼是限于适妇的，谓之“著代”，亦谓之“授室”。若舅姑不在，则三月而后庙见。《礼记·曾子问》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礼，于三月之后，遣大夫操礼而往，见《公羊》成公九年。何《注》说：“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家长权力之大。《昏义》说：“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曾子问》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又说：“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意我们就不易了解了。原来现代的人，把结婚看作个人的事情，认为是结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欢乐的意思。古人则把结婚看做为家族而举行的事情。儿子到长大能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了，所以反有感伤的意思。《曲礼》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也是这个道理。此亦可见当时家族主义的昌盛，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贞妇”二字，昉见于《礼记·丧服四制》。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必待傅姆，是不独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公羊》襄公三十年。此外儒家奖励贞节之说，还有许多，看刘向的《列女传》可知。刘向是治鲁诗的，《列女传》中，有许多是儒家相传的诗说。秦始皇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案《管子·八观篇》说：“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说：“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这即是秦始皇所谓防隔内外。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见《礼记·内则》。推广到民间去。再嫁未必能有什么禁令，不过宣布其是倍死不贞，以示耻辱，正和奖励贞节，用意相同。寄豭是因奸通而寄居于女子之家的，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其制裁却可谓严厉极了。压迫阶级所组织的国家，其政令，自然总是助压迫阶级张目的。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紧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左氏》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她，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嫁，男女本可自择。不过“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见《公羊》僖公十四年。必须要有个媒妁居间；又必须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礼记·曲礼》。以资证明罢了。婚约的解除，也颇容易。前述三月成妇之制，在结婚三个月之后，两造的意见觉得不合，仍可随意解除，这在今日，无论那一国，实都无此自由。至于尚未同居，则自然更为容易。《礼记·曾子问》说：“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随意解约，实属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种种曲说。其实这只是《礼记》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说法，自为一方遭丧而一方无意解约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约，自然毫无限制。此乃当然之理，在当日恐亦为常行之事，其事无待论列，故孔子不之及。记者贸然下了“而弗敢嫁，礼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后人的误会了。离婚的条件，有所谓七出，亦谓之七弃。（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又有所谓三不去，（一）尝更三年丧不去。（二）贱取贵不去。（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与五不娶并列，（一）丧妇长女。（二）世有恶疾。（三）世有刑人。（四）乱家女。（五）逆家女。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和《公羊》庄公二十七年何《注》，皆从男子方面立说。此乃儒家斟酌习俗，认为义所当然，未必与当时的法律习惯密合。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认许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旧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窜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须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男权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女子的离婚，在后世本较古代为难，因为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当然都有享受之分。所以除所谓有所受无所归者外，离婚的女子，都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渐益视为个人所有，对于已嫁大归之女，大都不愿加以扶养；而世俗又贱视再醮之妇，肯娶者少；弃妇的境遇，就更觉凄惨可怜了。法律上对于女子亦未尝加以保护。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的保护条文。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彻底言之：现在所谓夫妇制度，本无维持之价值。然进化非一蹴所可几，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以现在的立法论，在原则上当定：（一）离婚之诉，自妻提出者无不许。（二）其生有子女者，抚养归其母，费用则由其父负担。（三）夫之财产中，其一部分应视为其妻所应得，离婚后当给与其妻。（四）夫妻异财者勿论。其同财者，嫁资应视为妻之私财，离婚时给还其妻；其业经销用者应赔偿。这固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该如此。
　　
       古书中所载的礼，大抵是父系家庭时代的习惯风俗。后世社会组织，迄未改变，所以奉其说为天经地义。而因此等说法被视为天经地义之故，亦有助于此制度之维持。天下事原总是互为因果的。但古书中的事实，足以表示家族主义形成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可不注意。《礼记·礼运》：“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管子·幼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国篇》的合独之政。《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谓不备聘娶之礼，说见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合独为九惠之政之一。其文云：“取鳏寡而和合之，与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实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遗迹。其初盖普遍如此。到家族发达之后，部族于通常之结婚，才置诸不管，而只干涉其违法者，而救济其不能婚嫁者了。当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之世，结婚的年龄，和每年中结婚的季节，都是有一定的。婚年：儒家的主张，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内则》等篇，都是如此。《大戴礼记·本命篇》说，这是中古之礼。太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墨子》《节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则说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结婚的年龄，当然不能斟若画一。王肃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所谓三十、二十等，乃系为之极限，使不可过。又所谓男三十，女二十，不过大致如此，并非必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其说自通。见《诗·摽有梅疏》。《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左氏》说：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室，乃庶人之礼。《五经异义》。贵族生计，较庶人为宽裕，结婚年龄，可以提早，说亦可通。至《墨子》，《韩非子》之说，则系求蕃育人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所可怪者，人类生理今古相同，婚配的要求，少壮之时，最为急切，太古时何以能迟至五十三十？案罗维（Robert H.Lowie）所著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本。说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男女性交和结婚，并非一事。当其少年时，男女之间，早已发生性的关系，然常是过着浪漫的生活，并不专于一人。倒是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才择定配偶，相与同居。案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男女同居，乃为两性间的分工互助，实与性欲无甚关系。巴洛洛人的制度，实在是较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往往早期的较后期的为合理。这是因已往的文化，多有病态，时期愈晚，病态愈深之故。中国太古之世，婚年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鉴而明了。人类性欲的开始，实在二七二八之年。自此以往，更阅数年，遂臻极盛。此系中国古说，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说皆同。根于生理的欲念，宜宣泄不宜抑压。抑压之，往往为精神病的根源。然后世将经济上的自立，责之于既结婚的夫妇，则非十余龄的男女所及；又教养子女之责，专由父母任之，亦非十余龄的男女所能；遂不得不将结婚的年龄展缓。在近代，并有因生计艰难，而抱独身主义的。性欲受抑压而横溢，个人及社会两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结果。这亦是社会制度与人性不能调和的一端。傥使将经济及儿童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以节育及儿童公育，以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结婚的季节，《春秋繁露》说：“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肃说：自九月至正月。见《诗·绸缪疏》。其说良是。古人冬则居邑，春则居野，参看第六第十四章结婚的月分，实在是和其聚居的时期相应的。仲春则婚时已过，至此而犹不克婚，则其贫不能备礼可知，所以奔者不禁了。
　　
       多妻之原，起于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实，两性的数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无禁例，或虽有禁例而不严密则已，若既限定对于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许发生性的关系，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异性为己有，则有多占的人，即有无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妇之制的社会，必皆以一夫一妻为原则。但亦总有若干例外。古代贵族，妻以外发生性的关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妻家带来的，谓之媵。一种是自己家里所固有的，谓之妾。后世媵之实消灭，故其名称亦消灭，但以妾为配偶以外发生性的关系之人之总称。媵之义为送，即妻家送女的人，并不限于女子，如伊尹为有莘氏媵臣是。与婿家跟着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媵御的原始，实犹今日结婚时之男女傧相，本无可发生性的关系的理由。后来有特权的男子，不止娶于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无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义。古代的婚姻，最致谨于辈行，而此规则，亦为有特权者所破坏。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姪，于是有诸侯一娶九女之制。取一国则二国往媵，各以侄娣从。一娶九女之制，据《白虎通义·嫁娶篇》说，天子与诸侯同。亦有以为天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国篇》是。此恐系以天子与诸侯同礼为不安而改之。其实在古代，天子诸侯，在实际上，未必有多大的区别。《礼记·昏义》末节说：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案《昏义》为《仪礼·士昏礼》之传，传文皆以释经，独《昏义》此节，与经无涉；文亦不类传体；其说在他处又无所见；而适与王莽立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之制相合；见《汉书·莽传》。其为后人窜入，自无可疑。《冠义》说：“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五十而后娶，其为再娶可知。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庄公十九年。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管氏有三归，孔子讥其不俭，《论语·八佾》：包咸云：三归，娶三姓女。即系讥其僭人君之礼。所以除人君以外，是决无媵的。至于妾，则为家中的女子，得与家主相接之义。家族主义发达的时代，门以内的事情，国法本不甚干涉。家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无人可以制裁他。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坏她的贞操，自无从加以制裁。所以有妾与否，是个事实问题，在法律上，或者并无制限。然古代依身分而立别的习惯，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知。后世等级渐平。依身分而立区别的习惯大半消除，娶妾遂成为男子普遍的权利了。虽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分之贵贱，而定妾之有无多寡的。如《唐书·百官志》：亲王有孺人二，媵十；二品媵八；国公及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明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但此等法律，多成具文，而在事实上，则多妻之权利，为富者所享受。适庶之别，古代颇严。因为古代等级，本来严峻，妻和妾一出于贵族，一出于贱族，其在社会上的身分，本相悬殊之故。后世等级既平，妻妾之身分，本来的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实上贵贱之相差亦较微。仅在法律上、风俗上，因要维持家庭间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区别而已。
　　
       《颜氏家训》说：“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室，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这是江左犹沿古代有媵不再娶的旧风，河北就荡然了。但以妾媵终家事，必本有妾媵而后能然。如其无之，自不能不再娶。再娶自不能视之为妾。《唐书·儒学传》说：“郑余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于有司。博士韦公肃议曰：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适。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适也，两祔无嫌。”自秦以来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坏，无复一娶九女及三归等制度之故。韦公肃之议，为前娶后继，皆为适室礼文上的明据。但从礼意上说，同时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谓兼祧双娶，为法律所不许。大理院解释，以后娶者为妾。
　　
       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最普遍而易见的，是为通奸与卖淫。通奸，因其为秘密之事，无从统计其多少。然就现社会和历史记载上观察，实可信其极为普遍。卖淫亦然。社会学家说：“凡是法律和习惯限制男女性交之处，即有卖淫之事，随之出现。”史家推原卖淫之始，多以为起于宗教卖淫。王书奴著《中国倡伎史》，生活书店本。亦力主此说。然原始宗教界中淫乱的现象，实未可称为卖淫。因为男女的交际，其初本极自由。后来强横的男子，虽把一部分女子占为己有，然只限于平时。至于众人集会之时，则仍须回复其故态。所以各个民族，往往大集会之时，即为男女混杂之际。如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观而相谑。《韩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籍。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薌泽。”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国“嫁娶之夕，男女无别”都是。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众集会之地；而且是圣地；其地的习惯，是不易破坏的。《汉书·礼乐志》说：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说：“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案《后汉书·高句骊传》说：其俗淫。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高句骊是好祠鬼神的，而乐府之立，亦和祭礼有关。然则采诗夜诵，怕不仅因其言辞或秘罢？男女混杂之事，后世所谓邪教中，亦恒有之，正和邪有何标准？不过古代之俗，渐与后世不合，则被目为邪而已。然则宗教中初期的淫乱，实不可谓之卖淫。不过限制男女交际的自由，往往与私有财产制度伴随而起。既有私有财产，自有所谓卖买；既有所谓卖买，淫亦自可为卖买的标的。在此情形之下，本非卖买之事，变为卖买的多了，亦不仅淫之一端。
　　
       卖淫的根源，旧说以为起于齐之女闾。其事见于《战国策》的《东周策》。《东周策》载一个辩士的话道：“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则市与女闾，确为淫乐之地。《商君书·垦令篇》说：“令军市无有女子”；又说：“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亦市为淫乐之地之一证。女闾则他处无文。案《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今本无。亦即女闾之类。女闾，盖后世所谓女户者所聚居。女户以女为户主，可见其家中是没有壮男的。《周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婴说：“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则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所以到后来，聚居市中的女子还很多。市和女闾，都不过因其为女子聚居之所，遂成为纵淫之地罢了。其初，也未必是卖淫的。
　　
       卖淫的又一来源，是为女乐。女乐是贵族家里的婢妾，擅长歌舞等事的，令其“执技以事上”。婢妾的贞操，本来是没有保障的，自不因其为音乐队员而有异。封建制度破坏，贵族的特权，为平民所僭者甚多，自将流布于民间。《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国的女子，“鼓鸣瑟，踄屣，现在的拖鞋，在古时为舞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郑，卫俗与赵相类。”又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倡伎本来是对有技艺的人的称谓，并非专指女子。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艺的，还特称为女伎。然其实是性的诱惑的成分多，欣赏其技艺的成分少。于是倡伎转变为女子卖淫者的称谓，其字也改从女旁了。即娼妓。男子之有技艺者，不复称倡伎。为倡伎之女子，本系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买卖。《战园·韩策》说：“韩卖美人，秦买之三千金”其证。后世当娼妓的，也都是经济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终是可以买卖的了。资本的势力愈盛，遂并有买得女子，使操淫业以谋利的。古代的女伎，系婢妾所为，后世政治上还沿袭其遗制，是为乐户。系以罪人家属没入者为之。唐时，其籍属于太常。其额设的乐员，属于教坊司。此系国家的女乐队员，但因其本为贱族，贞操亦无保障，官员等皆可使之执技荐寝以自娱，是为官妓。军营中有时亦有随营的女子，则谓之营妓。民间女子卖淫的，谓之私娼。在本地的称土娼，在异乡的称流娼。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内监。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是时各地方的乐户，亦皆除籍为民。于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种贱族，亦无所谓官妓。但私娼在当时则是无从禁止的。律例虽有“举贡生员，宿娼者斥革”的条文，亦不过为管束举贡生员起见而已，并非禁娼。
　　
       古代掠夺婚姻的习惯，仍有存于后世的。赵翼《陔余丛考》说：“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见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案《清律》：“凡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配与子孙、弟侄、家人者，罪亦如之。”此指无婚姻契约而强抢的。又说：“应为婚者，虽已纳聘财，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女家悔盟，男家不告官司强抢者，照强娶律减二等。”此即赵氏所谓已经许字之女，照法律亦有罪，但为习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实行。又有男女两家，因不能负担结婚时的费用，私相协议，令男家以强抢的形式出之的。则其表面为武力的，内容实为经济的了。抢孀等事，亦自古即有。《潜夫论·断讼篇》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有“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者”。这其中，亦含有武力的经济的两种成分。
　　
       卖买婚姻，则无其名而有其实。《断讼篇》又说：“诸女一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抱朴子·弭讼篇》，述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缛，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一倍裨聘。裨即现在赔偿的赔字。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者无利重受。”葛洪又申说自己的意见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然则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论之，能无怨叹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礼无丰约，谓不论聘财多少。皆以即日报版。又使时人署姓名于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可见汉晋之世卖买婚姻之盛。后世契约效力较强，此等事无人敢做，但嫁女计较聘礼，娶妻觊觎妆奁，其内容还是一样的，此非经济制度改变，无法可以改良了。
　　
       后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与闻，甚至有指腹为婚等恶习，见《南史·韦放传》。案《清律》，指腹为婚有禁。这诚然是很坏的。然论者遂以夫妇之道苦，概归咎于婚姻的不自由，则亦未必其然。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爱情很难持之永久。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搀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搀杂的，且居多数呢？欲救夫妇道苦之弊，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因为爱情本有变动，结婚时无论如何审慎，也控制不住后来的变化的。习俗所以重视离婚，法律也尽力禁阻，不过是要维持家庭。然家庭制度，实不是怎么值得维持的东西，参看下章可明。
　　
       统观两性关系，自氏族时代以后，即已渐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产育上，所负的责任较男子为多。因而其斗争的力量，较男子为弱。不论在人类凭恃武力相斗争，或凭恃财力相斗争的时代，女子均渐沦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社会的组织，宜于宽平坦荡，个个人与总体直接，若多设等级，使这一部分人，隶属于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渐发生，积久而其弊愈深了。近代女权的渐渐伸张，实因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别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是很不正当的。而欲实行公道，则必自铲除等级始。所以有人说：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然则“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了。人家都说现在的女学生坏了，不如从前旧式的女子，因其对于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烦。殊不知这正是现代女子进步之征兆。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国家去提倡。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