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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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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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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2 15:21 | 只看该作者
第八十八集 入主中原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他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就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慕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用宫殿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练泥、制柸、阴干、烧窑、打磨和炮油等20多到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一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一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的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图》,在几百年的这张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画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向往。

黄一农: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在近代史上面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也在不断的往外面扩张,,就这两个内外压力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地介入这些事情,当然利玛窦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及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弹道的一些知识就慢慢地引进中国。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它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成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是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潘振平: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更应该深入去了解,这是常态,就是大家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15世纪,然后他被明朝赶到草原上去,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它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这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恢复,就是说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进入谁的领地,就是原来女真的领地,这批女真被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在这地区活动,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时被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雄势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整治格局的震荡 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17世纪呢。

鱼宏亮:15世纪后半页到17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现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的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在众多历史悠久的名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整治格局当中势力相对弱小的一个,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它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邑楼,南北朝时称勿吉,隋朝改成靺鞨,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谴使入贡。

鱼宏亮: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奴儿甘都司,奴儿甘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朱诚如: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它从金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它从黑龙江流域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哦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他有影响的,那么你越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就快。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及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族的管理,一直是实行卑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一直以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屏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再一次攻打女真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位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

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卫都要以时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时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谴使通好,进贡岁币。

潘振平: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这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么蛮族首领就是很豪爽,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做出反应,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这样。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路、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潘振兴: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的问题,清朝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的牛录出多少,他是轮换的,是很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8家,都得去打,大家再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组织能力,号召能力,成吉思汗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但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个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据明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朱诚如: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地壮大,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他在这三十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的力量壮大起来了,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潘振平:女真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黄一农: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它规定谁最先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城的话,我就给你赏赐,那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呀,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就给你一个爵位,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承继,所以你不是只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呀,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伏的叶赫步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十几万,分兵4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朱诚如:明朝后期的卫所腐败,卫所腐败了,调动那些士兵去准备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卫所制度,卫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从事生产,家族也带了,他们在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一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随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浒之战,以少胜多,胜的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鱼宏亮: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结果,最后呢被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中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的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朱诚如:中央政府里头,官员和地方的人、士绅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也不起好作用。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道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择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再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举行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称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袁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夷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黄一农:那这些大炮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是上次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这船上有大炮,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打捞出来,所以当时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所以这个炮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换帅,感到战绩可乘,尽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朱诚如: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之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众贝勒推继为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汗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立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汗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和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十六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鱼宏亮: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辽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因为驿递系统被砍而失去工作。鱼宏亮: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洪流当中,在这之前安塞的高迎祥已经称闯王,高迎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黄一农: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得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这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打你一个小城,明朝每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那么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十万人左右,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入主中原,那么这个过程,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接下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创造的很不一样的历史。

位于如今湖北省的襄阳市,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在进军北京的战略。

潘振平: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路无人之境,哪有什么抵抗,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9%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道德观的军阀。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潘振平: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哥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最后代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了定义,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它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釀呛,在煤山东麓的一颗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十六代,统治中国276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李自成进入北京城,踏入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的坐上了龙骑,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佣兵关外自重,对何去何从尚未定论。

潘振平: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主要他父亲也被囚禁了,拷问,拷银,拷账了这些事情,李自成的军队到了北京,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当官,你一定有赃银,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是这个劲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当然就反了。

多尔衮率领的十四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助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三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一万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胶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只,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簧的箭雨倾泻而下,已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只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潘振平: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的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却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一路你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亲历的恶仗都是在关内打的,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如果不进北京,假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可能情况也不一样,进了北京的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着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他控制住,那么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受影响。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三十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十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班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起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        

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的更迭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在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它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鱼宏亮: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它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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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6 14:59 | 只看该作者
第八十九集 王朝的稳固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事情,明朝崇祯皇帝被一群不懂的农民起义军逼的走投无路,吊死在景山的槐树上,另一件是英格兰广大的市民在白厅广场目睹了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大陆,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

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来幽深的皇家宫苑,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的环顾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它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十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李治亭:是皇太极的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才33岁,在他的兄弟里面,大家推荐多尔衮,虽然年岁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谋的人,也受到他兄弟们的拥戴。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边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蒙族、汉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李治亭:他把他的父亲的政权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实行满蒙汉一体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的一场围绕汗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杨珍:皇太极去世的时候滴,第一他没有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心有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滚,睿亲王多尔滚,再有一位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哥,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像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她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啊,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六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全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始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程,辽东人,曾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李治亭:那么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式,说现在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取的政权对象呢,不再是和明朝夺了,我们是是和谁呢,是流贼,这是当时他们对李自成的称呼,和他角逐天下,其它的都不在话下。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近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时,执掌明朝军队最后一支劲旅的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投靠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李治亭: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心爱的美人陈圆圆,探子告诉他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不听则已,一听吴三桂怒发冲冠,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就说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李治亭:所以那天晚上使者往返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吴三桂一看,清军还不见动静,还没有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山海关西边是李自成的大营盘,那时候叫关内,山海关东门,那就叫关外,关外正好没有李自成的军队,所以把门打开以后,带着少数兵护卫着他,就到了威远台,见多二衮。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李治亭:当时他剃发了,他换了服装,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剃头也不能几个小时就剔完,也得剃个几天吧,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征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八万八旗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1月1日,年仅六岁的清幼主福临宣布即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二十八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刚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顺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阎崇年:多尔衮就接受范文程意见了,说什么呢,官仍其职,名复其业八个字,原来明朝所有的官员该干嘛就干嘛,老百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社会一下稳定了。

从盛京来到北京,对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只是宫殿变得奢华而已,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多尔衮等人,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战争。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经控制了辽东,畿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实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只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李治亭:那么怎么办,多尔衮统筹全局,在军事上他叫刻不容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在军事上采取迅速行动。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建立后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阎崇年: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脑子发热了,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队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雄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原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嵩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1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率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林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

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七八岁,就能骑马奔跑,射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偏远地区的明朝遗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岂意轻蔑朕躬,显然,多尔衮及其势力集团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尾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八年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等,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帝服,私藏御用之物,随后又联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治国思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阎崇年: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村,耕田织布,衣食解决,那满族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为生,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蒙古是以游牧为生,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方面差异,就形成一个剧烈的冲突。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由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充、逃人法三大弊政为最。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京畿良乡等十三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汇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四项编制成黄册,即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

治国必先治吏,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一批贪官,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二年,范文程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阎崇年: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矛盾处理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中原地区久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18年,到康熙元年,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的就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程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才得民心呀,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因为这是民族的优秀部分,这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博学鸿儒,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大,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但是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巩固下来。

一些列体恤民生的政策也随之出台,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琬,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炸。

成崇德: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又接触汉文化,所以顺治本身这个人,从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说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李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的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公元1661年,顺治18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顺治帝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国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

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八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素克萨哈,鳌拜,遏必隆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六十一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处理满汉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

阎崇年: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五岁,虚岁五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它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要朗诵120遍,还有在背诵120遍,刻在脑子里头。

康熙登上帝位,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地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这是清廷高压统治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凑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蔼,仅仅因为欠官府一里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历数了他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

公元1668年,康熙六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到,视满汉一体,遇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

阎崇年: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州文化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十几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康熙令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话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寻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施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李治亭:鳌拜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朝中大臣他一人掌握,甚至后来他写了批书,比如说苏克萨哈啊,他代替康熙写成了判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押,康熙皇帝不干啊,那是多大的事啊。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以十四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的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事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吴伯娅:他甚至说过没有祖母就没有他的成就,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她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的统治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一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吴伯娅:他不动声色,他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会、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康熙八年五月初十,宫中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布库少年们给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三十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智取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

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坐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掌管了福建、广东,云贵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吴伯娅:清王朝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解除朝廷的南顾之忧,就是需要他们的屏障,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的这三个王,他们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地扩大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有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十七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上宫中柱子上,夙夜牵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恶劣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耗饷银就达九百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

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疏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指了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之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骑射,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子。

吴伯娅:所以吴三桂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表明康熙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你解决掉。

康熙15年,也就是1676年,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将军队主力部署在中线,即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自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因为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三四百疏,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刻漏长,每思战士几回肠。康熙十七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前面进攻,一场历时八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吗,康熙帝接军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雨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20年,也就是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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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9 14:29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集 收复台湾

公元1544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径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锁钥,数省之屏障。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三万至两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五千年至一万五千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漳州、东山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学都委员):远古时期,中国今天的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因为地壳的运动,台湾出现了海啸,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隔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谋求生存的条件,就跨过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至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地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

17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容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路者韦麻郎,勒令荷兰人尽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

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学都委员):明朝中央政府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协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台湾这个宝岛,让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好几十年。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嵌城等城堡,并逐步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翁佳音(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后来荷兰人知道西班牙人在淡水和基隆的兵力很少,因为西班牙人大部分兵力都放在菲律宾还有美洲那里,荷兰人知道兵力少,所以在1641年开始派兵打。荷兰人到1642年八月派军队打没多久就在今天基隆的和平岛,因为西班牙的军队人本来就少,所以在他们占领山顶的城堡之后,西班牙人就投降了。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        

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四吨黄金。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深深刺痛着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我们明朝灭亡。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当时明朝的王室的分支建立的残明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它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整个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郑成功德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颜思齐在台湾笨港登录,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颜郑开台。

洪茂仁(台湾省云林县水北村村长):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援郑芝龙,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漳州、泉州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三个人就给三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对明朝末年这些来台湾的人有莫大的贡献。
         
集官、商、盗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至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七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陈立华(福建省南平市郑成功研究会副会长):郑成功在延平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他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的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在1646年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准备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的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朝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苦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缳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坚拒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毎忆庭闱涕泗流。

郑梦彪(郑成功后人):郑成功他看到了父亲降清了,母亲死于非命,国仇家恨涌上心头,郑成功就脱下儒服,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焚毁了郑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站在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祭起了反清的大旗。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桂王朱由榔在广西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三年至十二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从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杨成和(福州市马尾区闽安古镇文物保护组组长):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五百多艘战舰,三万多的兵力,就在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行港河两岸,特别是在郑爷鼻这个地方,长期在这里训练。他把闽安镇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公元1657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三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言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厦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倾覆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

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嵌城木制模型,以及荷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呈献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廷等人留守金夏。

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帅大军,从金门岛料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荷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决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

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荷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荷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但是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荷军,郑成功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嵌城。郑军攻克赤嵌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西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七百名援军,于八月十二日达到台湾海域,与郑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了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九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

在签署《郑荷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员市(今台南市安平)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荷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了基础。

邓孔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郑成功他第一次把我们中国的这种郡县制度传播到了台湾,他当时去收复台湾的时候,1661年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是我们在那里设立的最早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做一个长远要发展的地方来建设。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问题,他就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南北各地,开始去屯垦,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的落后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了。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他在台湾其实也就一年零一个多月时间,然后就病逝了。所以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以及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三十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的明朝基本相同的,跟清朝相对峙的一个区域。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谘议参军陈永华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1674年亲帅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邓孔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郑经当时参加西征时,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反清形势比较好,西南有吴三桂,广东有尚可喜,福建有耿精忠。郑经早起在福建时,他是跟耿精忠他们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争端,后面就逐渐地其他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当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的清军时,他当然后面就会失败得快一些。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终日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戕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夺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于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的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率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杨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和施琅本身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他又跟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十三年之后,直到康熙二十年,他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鼙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圣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起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三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师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率水师三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地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

而比此稍早的五月,郑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两万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二十多里的防御工事。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一百九十四艘战船,一万五千余人,另有四千八百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三百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经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六月十八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克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拖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晓谕澎湖安民示》,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报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晓以大义,最终使郑克塽上表请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十五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了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

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术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五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墓庙合一的五妃庙。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弃留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权衡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市,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悬处海隅二十二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偕,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镜鉴,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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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7-4 15:15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一集 统一大业

康熙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原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汗国的梦想。

李治亭:明朝是276年,明朝和蒙古打仗也200余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的黄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掠。

这是清人绘的《厄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厄鲁特蒙古人的生活,厄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准噶尔部游牧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噶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马大正: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的首领、就是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实际是准噶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人物,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从蒙古族的一个民族领袖来说,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他的政治抱负的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可能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想。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厄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吗,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厄鲁特中部,及邻近的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李治亭:他把战胜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之后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将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厄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进青海、甘肃,深受其害的喀尔喀蒙古由北向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马大正: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清朝跟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与俄罗斯在东北方向的正式的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当时在这个过程中间,噶尔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 ,另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歌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境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潮生,流花叠锦绣谷明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已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两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欺辱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吕文利: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乌尔会河发生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是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四万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逾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的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视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作出断宜速灭的评定方针。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骑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七月初六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瑜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据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十二座,时称十二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缘,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葛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葛尔丹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敷蹄卧地,背负箱跺,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吕文利:清军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轰击,对准噶尔的军队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纲战死于此而得名。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这就是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吧,乌兰布通就是指的这块儿,乌兰布通就指着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译过来就是乌兰布统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腾草原深处,安国大将给佟国纲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再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是送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而来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四头大象。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七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七个湖,康熙在这个七个湖的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的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外蒙古归我清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九白之贡,九匹白马一匹白骆驼,叫九白之贡。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敕名汇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阎崇年:说康熙皇帝,虽曰守成,时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把原来的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并且巩固了,而且呢开创了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解决,特别是入关之后,顺治甚至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方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多伦诺尔会盟五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八旗兵及火器营共三万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督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杨古率军下马步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三十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二十等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自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三十六年润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与草原深处的阿察阿穆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今名,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只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策妄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吕文利:他派遣了支军队走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侍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两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祯率军挺近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他演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清除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五世达赖洛桑加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拉萨设置噶伦,并派四千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马大正:当时清朝呢在那个时候,还是康熙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丹给收拾下了,跟那个策妄阿拉布坦的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的西藏去给我添乱了,所以呢,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进藏,清朝军队把准格尔的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清朝在西藏的管理体制上开了个好头。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父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厄鲁特蒙古和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的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这个地域空前寥廓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了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顾实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九年,五世达赖洛桑加措率领班禅及顾实汗的代表一行三千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聚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        

马大正: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跟清朝当时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它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满洲的边疆民族,它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它依靠什么,一个是依靠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统治集团里面一个核心力量的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的政策,扶持顾实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关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因入藏,正式对顾实汗进行册封。

成崇德: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童是你,那就是你的。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为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逐策旺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精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给予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津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津于雍正元年发动的反清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据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津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津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帝任命年庚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津,还在酣睡当中的罗卜藏丹津慌乱中换上女人的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十五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把视线转向准噶尔部。

雍正五年,策旺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七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军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和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成崇德:准噶尔蒙古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稳定,所以雍正的时候,和他们画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界线划了,他这个界限的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转流传,展示了三百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成崇德:1617年,瑞典的炮兵跟俄国兵打仗,瑞典炮兵的被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俄国军队又和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就被弄在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的瑞典的时候,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副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是实际上是什么的,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静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四五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成崇德:最后就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逐渐地的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一亿人口到了三亿人口,每年有六七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的,在世界上和18世纪的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它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现象,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六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十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凌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十一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三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张杰:乾隆皇帝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五发五中,阿穆尔萨纳呢五发才中两三箭,一看这家伙怎么和清朝打,皇上都那么厉害。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彼马未肥,则不能遁之机,大举用兵。就在这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口出,取道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四十四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六次东巡时间最长的一次。

张杰:用我们今天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这个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开始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二月,乾隆帝派兵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能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汉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八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三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龙葵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了江浙富庶的鱼米之乡,还在江浙阅兵三次,这一年六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评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南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解决。

阎崇年: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惠远城,现在新疆伊犁的霍车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马大正:从这次开始,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管理的体系很有意思,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因俗而治的策略,这么一种思路。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些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猎猎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本书将西藏地区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对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马大正: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西藏这么一个偏边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是说两个举措吧,一个呢正式从中央政府派出驻藏大臣,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清朝的地方统治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必须面对的一个百分之百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他的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要一些其他的分支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要把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首先得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活佛要死的,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一个金瓶挚签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个金瓶挚签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转世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金本巴瓶掣签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邀请第六世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六世班禅率随行人员两千余人从西藏札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六世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梅图,祷求六世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城塔,俗称西黄寺,以志纪念。

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情的清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红楼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朝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后的清朝全图了,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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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7-9 11:33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二集 军机处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片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相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丝中织王的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嘉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氏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制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18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2、3人,多则8、9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礼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值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或领袖,也被称为揆首或领袖。

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为任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称为了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李国荣:从雍正皇帝以后呢,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就要找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召,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诏书,弄好以后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定显然是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力,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力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李国荣:军机处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在一起,直到雍正十年的三月初三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大学生们进行商议,才确定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龟钮,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隆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间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在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中,挑选了八名和硕贝勒,在五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相抗争的后金政权,但它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的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诸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宗室贵族的中王,八旗固山额真和每旗另选出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吴伯娅: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揭露,其决议即成即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六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集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伏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

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最高决策者,顺治四年十二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二年十一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吴伯娅: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缔造者,缔造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滚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三十八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因为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十四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起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祖制的束缚,减少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三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八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常建华: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汉化比较严重,满州的王公大臣对这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即位这样的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熬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陈连营: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后来鳌拜跋扈,成他一个人的专权了,专权都是危害皇权的,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灭了。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纪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陈连营:在这边就是原来文渊阁的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值房,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红本库这类的,基本上内阁在明代,在清代的内阁不太重要。

在康熙建立的政治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负责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今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边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吴伯娅: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就逐渐发展到,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枢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关大臣,群事关内阁,那么撰拟谕旨则关南书房,这三者,他们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手中皇权的削弱,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

1722年,当45岁的雍正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为正值盛年的皇帝十万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的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皇帝总览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李国荣:奏折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他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又经过写提要,票签等等环节,所以这样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把这个奏折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时间快而且很保密。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十余年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事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

常建华:康熙皇帝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来监视地方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五品,京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幸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是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奏折言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两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力,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同省督抚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十三年时间的雍正朝,却又奏折四万一千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四千个日日夜夜中 雍正每天要批阅十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千字,甚至上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十九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四十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五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阅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雍正来说,惟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巡幸,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十三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三个字。

陈连营:他批那个知道了也多,相对来说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了,皇上看过了,阅过,已阅,有旨意,另有旨,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这样的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吧,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不是大权旁落,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保密,皇上的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立的一个目的。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者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以及六百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驿站,直接送达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廷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即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的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炼,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宠信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李国荣: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十全武功,花费相当惊人的,他个人开销也相当大,和珅在这方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宠信、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都被乾隆压下了,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着他。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岩,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利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兼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不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十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十八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靖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做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兼,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都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以北首的内务府值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23年修的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的名目,军机处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于道光3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处的权限进一步得到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这也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四分之一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他们祖辈的眼光和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为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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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7-13 13:46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三集 摊丁入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农业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20世纪中期100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的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贸、货、贷,还有赋等等,其中赋字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赋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

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赋,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役字,役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役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赋役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赋役。

潘振平:你要养活国家,它总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它不是收钱,整个国家的税收来讲,它赚了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要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是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那啊,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清以前很多地方它都是这样。

丁,最早是指年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鱼鳞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鱼鳞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鱼鳞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这个鱼鳞上册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个户,黄册呢,主要是记录人丁的,然后黄册和鱼鳞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清代实际上,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想恢复,但是它已经很难了,要搞这个东西,就要相对和平的时期才能做。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助、徹制以来,赋役的增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力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

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于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郭松义: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为什么我们在好多诗歌里面,好多文章里面讲的这个苛捐暴吏,实际跟抓丁有关系,天赋的话,丰年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缕,粟米,还有力役,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两石,为租,输绢两丈,棉三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点六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郭松义:由实物变成银子,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比过去明确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交这些,到街市里面也是,我拿两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一般的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型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哪个赚钱他就可以种哪个。

潘振平:到了明朝之后,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他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了。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即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的写道,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岾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议国用,定经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成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郭松义:清代初期,因为它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从明朝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了顺治十八年以后,全国性的战乱才告一个段落,而导致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它就谈不上其它的东西,一打仗,整个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叫交税的底子都给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要去征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啊,多少人,那你总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元年就开始要编那个赋役全书。

顺治三年, 御史张茂锡在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据不可靠,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

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稽,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宏祚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便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郭松义:江南是个很重要的赋税地区,不光经济发达,文化程度总体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朱元璋为了对这个地方征税,这里的赋比其它地区要高出很多,实际上后来经常完不了,完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缙绅,就是士绅的力量很强大,所以呢他对清朝实际上经常三心二意,反剃发斗争啊,那些活动也很多,所以清朝政府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顺治18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十七名闹事的士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的调侃,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不治任维初之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粮哭庙案,它与江南的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郭松义:最大的一个案子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革的上万人,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是借这个机会压你一下。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地征税,仅仅靠着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归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潘振平:他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地亩征的赋-田赋,和成年男子正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它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是没地的农民,他也要承受他的人头税,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它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征呀,所以他就跑,所以这款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得足。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成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郭松义:到了明朝后期 ,田赋的这个折银的趋势越来越多,那么役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用去抓丁去了,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代役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在明代一条鞭法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供、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鱼鳞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测辑录。顺治十四年,重编鱼鳞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丈同时起步,顺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它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郭松义:比较起来,这个赋税相对好征一点,对于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你只要有地、有田,那么你就去征钱两就行了。但丁呢,这可是活的,他要是实在交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从鱼鳞图册和黄色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锭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沅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易知由单不行晓示,而设立名色、恣意科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脂膏竭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

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为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投柜,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稅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稅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到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这样做岂止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世,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的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潘振平:康熙的51年吧,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丁入亩了,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头税的话,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郭松义: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没有想到,后来的摊丁入亩的问题,因为他到南巡看到好多,实际上丁漏的很多,有的是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瞒下来了,他后来逐渐作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一年的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亩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议奏,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位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郭松义:这个只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个问题,所以要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摊到地里面去,但是富人如果是地主的话,有可能相对的就会负担加重一些,所以摊丁入亩当时也有人反对。

杨珍: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一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清朝官吏吴振预曾指出,滋生丁既永不加赋,而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由有征收不力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的地、丁之间的矛盾,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郭松义:现实的东西他要作为一个大的制度变化,他还要一个实验的时间,所以直到从康熙年间,已经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抚,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摊,丁随田摊。但是呢,当时像康熙呀,他都比较慎重。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琦,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即为后,一些大臣纷纷吁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吏胥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裨于国计,便利于民生。

杨珍: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4岁在当时就是说那个比较完全成年,或者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五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潘振平:李维均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然而,李维均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候部议来再定。于是,八月初六日,李维均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杨珍: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是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确实还没有过。九月初八日,户部对李维均的上疏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均所请,从雍正二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均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依违瞻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祥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著仍照户部议行。

潘振平:雍正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祖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各地都欠,就追不上了,就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雍正类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欠,你地方官要负责任,你欠了,为什么欠,你要把税追回来,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雍正帝本人细致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豁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郭松义: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另外的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有的采取全省统一标准,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按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每一亩田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有的地方,按交的钱两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名义上说的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它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在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潘振平:摊丁入亩,这个问题,我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那么背景那就是,既然丁银都不增加了,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事情,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阻力,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比那个耗羡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人,所以在他的这个任上,他就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潘振兴:它起码简化了手续,另外它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没有多大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得少挣得多,那个人所得税,你挣得多多交,挣的少少交。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郭松义:摊丁入地最大的进步意义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的是有人头收税的,实际上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意味着,封建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相对松弛了。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了,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三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没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

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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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7-18 13:44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四集 文治与文字狱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客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邺、张我朴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的流徙尚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中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八人被仗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汉臣,还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住中原的第九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喻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辅助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已被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扬艳秋: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些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它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决策并不容易,也造成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族,没能坚守纯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初年,隐居山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员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两百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他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人的要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是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以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陈连营:从统治阶级来讲,他们需要精英阶层进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相对落后的一个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一批人又不为你服务,怎么办,他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下知识分子一些扬名立言吧,立功、立言的这个角度,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征集博学鸿儒,有学问的人,国家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也是一种收买。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杨贵生:这个傅山进了北京以后,他没有进北京城,在北京崇文门外一个圆觉寺,他就在那里一直养病,到了第二年以后,考试的时候,傅山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清人主持的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民族心理较强,所以说他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就出家当了道士,因为在当时,当了道士以后不需要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至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奠帛、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宪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袁立泽: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做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做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地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执行它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可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惠栋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信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省谕16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16条,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富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信直接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对圣谕16条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

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在开源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臣工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原已经16个年头,在得到皇帝东巡的消息后,他向开原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盛京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人,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一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便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缮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一万多卷,康熙皇帝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最终完成,今全书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计一万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也要大三四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诸子经史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十四年三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质地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板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3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储于北京故宫博物馆,令十五万册收藏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陈晓华: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你的书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毁了,我不会最罪人,你把书籍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留下的阴影,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那么同时这些督抚,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主子的意思之后,他们也不敢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提出四条具体的意见,朱筠基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朱筠的建议,他下令将所辑佚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陈连营:从那个乾隆个人来说,他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对古代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37年下半年,这个主意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四库全书指公元1773年2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既有360多名,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仅前后选用的榶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计79309卷,存目6793种,计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朔阁,成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成为南三阁。

陈连营: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梳理,集出来的一批训释书,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见不到的书,它又把它集出来,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时候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它能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对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积极作用。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杨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中的汉族人中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庶士在一起,为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还政宴一些跟皇太子关系不好的皇子,这里面包括废太子胤礽,还有皇长子胤禵,甚至也包括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谴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陈邦彦接收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正,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典。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名世,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乡试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名世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据钱名世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名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和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陈晓华:雍正皇帝惩处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名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袁立泽:那么名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给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了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的,那么名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说对当时士林的打压是很可怕的。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名世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名世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批判钱名世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希望臣工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它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由庄廷龙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维民所止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湖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等。

陈晓华: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与文字狱相伴行者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板在八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陈连营:当时也毁掉了好多书,有的说是毁掉十五万册,也一万多卷,那量很大,整个四库全书也不过三万多卷,他又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有些研究说是,包括一批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万件,你想整个明代档案,就毁掉了不少,涉及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这个对东北地区,对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是属于禁止之列的。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四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这部史书的编纂众多,几乎囊括而来清朝前一百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杨艳秋: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了,这里面的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着二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实际上他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来向天下宣扬、昭示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的的文治,也见证了这一百年来因推行文字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

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之使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深怀疑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查缴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鸣与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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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集 被动的自强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这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心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乾隆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座,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元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十年的八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依然黯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丰身边只有二十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技勇太监,尽管这些技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史载,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回来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位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饰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正如这篇报道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圆明园。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对于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边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所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枪掳并没有特别的记载,但这张照片中,格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的迈步自强,是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终于为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北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的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废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马勇: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向林则徐、像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嘛,但是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现在很好嘛,五口通商口岸就够了,原来一个,现在五个,他好官制嘛,因此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就没有能够主动向西方学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溃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破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着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二十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

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失,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雷颐: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刊刻了二十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左、李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刀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夷变夏。第二步,我要改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制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的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雷颐: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是第二此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突然发现天津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提亮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使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

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准奏。这六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层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马勇:所以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需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我们没有水军,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了,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教育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新学堂,那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自然发生。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壳抬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气锤常、枪长、黑色火药长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跑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杨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后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舰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十八个省,达到三十四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些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

除了在各地建造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和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的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则在于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樊勇: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嗯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而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这在历史上成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用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传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纷纭江浙漕粮,那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淯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立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船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雷颐:有一帮跟澳门,就是香山的那一边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人也不考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中国这个租界,上海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我们说的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是帮洋人做事,他们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技术,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进行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左、李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

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民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集中,大多数是官商督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商督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达到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达到云南、广西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政府对外界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它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

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由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翻译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嵩焘,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十九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马勇: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嵩焘同时和之后呢,一个公使都驻好几个国际,就很少了,有很少的原因,不能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那就是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设个大使馆很无聊嘛,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使臣,是每天都要求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东西应该是安排出版,给的高级干部作为范本,作为学习,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郭嵩焘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几年回来吗,这是洋务运动都已经用了20好几年了,结果这书一出来,一下遭到这个普遍性的反对,反对就像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他就郁郁而终。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仅郭嵩焘一人,他们的顽固与和多多少少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能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在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的要求,解开制造轮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马勇: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牙山打了两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五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都在检讨甲午战争,多种说法都有,但我觉得可能最根本还是孙中山讲的,就是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自强么,就是这种,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改造。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六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杏贞,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籍臣僚面前,奕?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同时警惕着奕?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因循,将恭亲王奕?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雷颐:他用人的体制呢,慈禧是在掌握一种平衡,她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这批人,她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人,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她也是支持的,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地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慢,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得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了。

奕?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雷颐: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清,开始办的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企业赚钱赚的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清政府的,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资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它的官企,它的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儿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立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制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的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飘去。当局向周边居民发出公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桓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川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有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防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试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的氢气球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的自强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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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集 鸦片战争

公元1840年四月七日星期二,英国伦敦春天里普通的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刚刚拉开序幕。在场的四百多位下议院议员都加入了论战之中,这样的辩论足足进行了三天,但是让他们激烈争论的不是英国的法案和政令,而是攸关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国运的决策。辩论焦点只有一个,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籍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议员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怼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

十二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随马嘎尔尼出使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是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魂牵梦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

这里曾是避暑山庄的詹泊敬诚殿,公元1793年9月2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六百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鱼宏亮:让马嘎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吻手之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国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的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的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的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

此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精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三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陆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到在地。他不发自豪的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鱼宏亮:清朝以一个游牧民族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它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差异。

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地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它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

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十八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跟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马勇: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是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发现之后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他面临产能输出的过程,我们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发现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的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加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他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17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土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马勇: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是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他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士农这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两千六百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九百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叶的热爱,甚至根本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里是广州十三行路,今天十三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五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披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两百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十三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十三行当时的辉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只能把货物卖给十三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

鱼宏亮: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要兼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天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钦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五折,降到一千二百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三百两的感谢费。

鱼宏亮: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话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7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它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马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的内部它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力,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了,大家都是围着利润去奔跑的,这也是在后来短短的时间里面,使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鲫,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州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一端不断地倾斜。

公元1800年到1839年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六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一千五百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白银统共也不过有二千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因素,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瑶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禧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宾剿匪不力,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禁,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弛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上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

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危以培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那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主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和辅国公革职,对提出弛禁的许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

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入住越华书院,三月十八日,他在书院召集十三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三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勇:义律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区的商务代表,对华贸易代表,因此英国商人必须接受他的管辖,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要求商人都要交鸦片,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事件,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上,义律确实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国成为了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决定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当然百分之百是正当的。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四万多杆,鸦片两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的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走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

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三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最终,英国下院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异议,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迫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已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
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军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得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势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于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三十分,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九分钟,只用了九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

徐平:定海失守,当时英国舰炮仅用了九分钟,就全部摧毁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就体现出了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清朝的大炮,炮管由于是铸造的比较粗糙,而英军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它利用先进的技术,这个生产出来的炮管,明显比铸造的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这些特点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占领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八月十一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达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前台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他代表政府接下了巴麦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前名留下来的东西,无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鱼宏亮: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公元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辞,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奕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

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对英国船舰发动了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终付给义律六百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按照巴麦尊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十月一日定海失守,十月十日,镇海失守,十月十三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率兵五千余人血战,直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徐平: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两三百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视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包括赔偿两千一百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

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的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鱼宏亮: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璞鼎查返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和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八百多册现代科技图书,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翻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十三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在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认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杯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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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8-11 14:06 | 只看该作者
第九十七集 太平天国

这颗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九十年,当年种下这颗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十二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称号,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禄布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的昏睡,时断时续地呓语,直道四十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建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了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二十九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参加第四次府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考试,然而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到了地,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第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现实。

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敬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额书堆中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九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敬芳很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凌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察世俗每日统记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凌所雇用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刊刻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府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七年之后,在表兄李敬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鱼宏亮: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行和日常的修行而获得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击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敬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四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洗礼的基督徒离开了禄布村,开始了他们即虔诚又别有情志的传教事。他们最早发挥的一些椒教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因为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的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们,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和礼俗,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的在选择居住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著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

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五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赐谷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一百多名客家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世界,洪秀全将圣经与四书五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五个月后,洪秀全回到了他的老家禄布村,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贵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三千多名拜上帝会教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七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荆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气氛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鱼宏亮:洪秀全组织了拜上帝会以后呢,也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做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组织拜上帝会的工作,那么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耶稣的弟弟,也就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也被安排为上帝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原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荆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民们砸碎乡间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
官府都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频临破产。此时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从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了。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入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贫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六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们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

1850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四月三日,洪秀全于平再山穿起了黄袍登基,就势任命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至十一月,两万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集结到桂平县金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原先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了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之为长毛。

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金田紫金山一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金田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声响,以夸大军阵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与九月二十四日攻破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历法—太平历,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只军队呢,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马勇: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在清建国以来一直比较少,八旗、绿营,他们是在维护地方,但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很快就被解体,就被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它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是清朝实行民族不对等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边就有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拨人才回到家乡办团练,后来我们归纳为湘军和淮军。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4万六千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全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六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遇难,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百六十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十二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全部焚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

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街道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还有四十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绿林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起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为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也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1853年二月二十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盛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

公元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涌入南京,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乘坐三十六人抬扛的大娇,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为天京,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京的防御屏障。

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的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区,推行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要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变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

公元1853年十二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开科取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科举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鱼宏亮: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中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世界,这样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在西征取得接连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荣殿,后林苑三大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型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与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内部首领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分裂,始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出现了苗头。

鱼宏亮:实际上,早在1850年四月,洪秀全就在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再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冯云山由于偶然的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藏在一个信众胡以晃的家中避吉,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而来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降僮的仪式,宣称自己世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加上他率领太平军两次打破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定都南京后,天王与东王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九月一日,接到洪秀全勤王密诏的韦昌辉率三千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两万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要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京,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这场内讧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由全盛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天京事变让洪秀全感到而来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了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二十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拓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四月,洪秀全封他的堂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竞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地方。1856年到1860年四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既一度超过十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鱼宏亮: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上面来。

公元1861年九月十二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经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京被围的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梁可吃,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六月一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七月十九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京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百姓进行杀戮。

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十四年,征战十八省,攻克六百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杀戮时,这样写道,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又激烈的内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的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

这棵洪秀全十二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十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两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

太平天国运动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的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出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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