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泰山乌鸦

第二十八集 清议与党锢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宦，抨击奸邪，名曰清议，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镇压，清议，被暴虐地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这里是河南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之下。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1975年考古人员对他进行了挖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东华大学，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棵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西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至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熹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将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太学，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地方，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三万多人，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赵凯：所谓察举制，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基层去，去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人才，当然他的标准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勇猛知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高凯：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给我自己亲近的人，那么他就可能把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大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弊端，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赵凯：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批判时弊、批判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这是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汉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员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缙但坐啸，在这西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卜宪群：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还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品评，人物品评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膺的故乡，李膺、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膺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人尽皆知，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膺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膺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膺的人物志作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膺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膺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膺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膺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膺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郭云梦：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但是李膺能追到张让的府上，将柱子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将张硕带走，带走他家就审，然后就地处决。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膺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膺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膺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膺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古城对李膺的记忆。

邬文玲：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就是他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因为宦官他确实是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清流中，与李膺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自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上任后正值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墓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诣阙情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凑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埔归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士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正值官员和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是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埔归。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张忠炜：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对这个宦官群体的不耻，第二对他们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他们或祸国殃民，或者残害忠良，而他们的荫亲子第或货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张忠炜：宦官的出现年代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的年代，一般可以追溯到我们所说的商代，这个群体他们最初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战俘，当然还部分的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张忠炜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炜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数量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张忠炜：在东汉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继位的皇帝都年幼，但对小皇帝来说，没办法执掌朝政，所以小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和太后来说，她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必须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来达到这个目的。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质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坐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禁省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心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熹二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机而起。延熹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众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众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但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众二仁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庞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赵凯：宦官在当时人看起来，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才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他们就往往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打击宦官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熹八年，太尉杨秉用囚车将候参押解进京，候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看他携带物质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金帛，太尉杨秉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其宦官集团，指责他们猥受过宠、肆其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和太学生们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五侯成员具瑗、左倌，无良也受到司隶校尉韩演的的严厉弹劾，左倌畏罪自杀，具瑗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卜宪群：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地方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熹九年*（公元166），富商张汎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汎，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汎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都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赵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的至高无上，法律也是皇权的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不尊重法律和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膺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膺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庭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膺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膺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拨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的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邬文玲：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桓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他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话，在公布的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子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极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朝廷震粟，再也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和汉桓帝感到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还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膺等人视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为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公元167），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赵凯：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他是要通经致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条路就被堵去了，被赌塞了，永绝荣禄，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靠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省漯河市）人，为官清隽刚正，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由此同时，李膺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邬文玲：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让他们尽量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样的有利自己的统治的稳固。但是，一旦皇帝他本身的控制力、他的掌控力减弱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大权旁落，这个时候，这三股势力之间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的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和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膺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互相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一位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作出的遣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上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让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等党人的复出更始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给对手致命的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确并不同意。

邬文玲：因为其流派的有些做法，他比较极端、过于绝对，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被诛杀，确实是很偏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团结在一起，最后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开，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当晚宦官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禁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扑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赵凯：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官员也许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赞成他们的主张，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他也会恭敬地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怕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杰、王甫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仁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赵凯：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可是他们的一些行为，有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会和着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触动皇帝的奶酪。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公元169）十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客、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领袖的李膺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公元172）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尸位素餐，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公元171）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最的囚法都被释放，然而，惟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庸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赵凯：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的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的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是东汉王朝。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大厦，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耳闻者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议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晚清再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犯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

泰山乌鸦

第二十九集 黄巾起义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凜凜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的出现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洗衣机和里买吗，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臧知非：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做奴隶，要么迁徙逃亡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流民，如同滚动的地雷，流动到那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反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变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赵凯：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到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义的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柏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赵凯：东汉后期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特别在病人中间有建立起的威信，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一部分，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人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在浮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地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青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觋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致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杨英：张角的《太平经》里面有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流行谶纬和术数方术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而是末世，然后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这里是位于河北写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将《太平经》编为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醮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八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

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冥冥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卜宪群：《太平经》一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副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方面上，太平青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信仰，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三百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为民间最主要的精神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

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拜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御宇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能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祭拜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臧知非：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维生，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在宗教徒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说张氏、如张角、张宝等张氏兄弟，张道陵、也就是说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在陈胜、吴广下面经历了这个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在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地，组织的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赵凯：当时朝廷的已经得到这个信息，有人在宣传太平道，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的地方官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人氏，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已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因害怕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危险，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的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乘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在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奏章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赵凯：当时这种管理体制，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有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消息向上面报告，其实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七年（公元184）三月初五，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

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报告了太平道暴动的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收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劭的官员如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王健：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所以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蓟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边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嵩、朱儁、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皇甫嵩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梁的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是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抬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卜宪群：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社会的异同势力、其它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的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黄朴华：这批简牍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四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是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是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像简牍上所说的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尝粮食没有了，库里的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就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连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先上缴一大笔钱。

卜宪群：汉灵的时候有一个司徒，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里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均，他说我用钱买到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钧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讲的铜臭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为什么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那么激烈，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其他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晋升仕途的一个途径，你有钱就可以，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企做贡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应该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钧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埔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食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赵凯：那么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结合在了一起，把过去的分割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黄巾起义，解决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宦官和官僚集团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皇甫嵩、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破害，那么在过去需要忍耐，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了。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的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它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的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些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赵凯：黄巾起义它特别像大地震，它主体虽然被扑灭了，但是它的小规模的力量仍然存在，持续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青州兵，还有袁绍在河北也收编的一部分，张飞燕的黑山军也是力量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黄巾起义旗号的。

曹操等人相比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十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曹军势力并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的拉开序幕。

赵凯：黄金起义虽然没有把东汉王朝给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老大帝国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三国这种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的关系。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了历史舞台，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它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泰山乌鸦

第三十集 三国鼎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的生命。

公元189年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部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是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五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十七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梁满仓：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一网打尽，把新皇帝给救回来了，那是汉少帝，然后董卓成了大功臣，他的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献帝，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大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一百六十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坐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进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刘驰：袁绍最大资本就是袁家的四世三公，这里边呢，他就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在盟军里面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 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面，像袁绍这样的，没有有这么雄厚的人望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共推了他来做盟主。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将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双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散尽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沈伯俊：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杰。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除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三百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梁满仓：他是以仁号召天下，一个是他有皇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在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冶不是关羽，而要归功于另外一个人物，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在不久之厚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者了江东，但不久也被刺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沈伯俊：孙权这个人恢宏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说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了，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城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化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任何权利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卜宪群：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汉献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家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梁满仓：刘备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许昌，他本来就想借着机会了来韬光养晦，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曹操和刘备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伟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沈伯俊：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咋听此言，刘备大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匙笔坠于地，就是用餐那个刀和筷子掉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就以闻雷来掩饰说，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匙捡起来，曹操一想，你这刘备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住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于中原归属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余大吉：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在肚量上胜过袁绍，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好谋无决，曹操能够断大事，袁绍用兵不懂兵要，曹操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原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公元204，曹军攻占邺城，取得了冀州、青州，又用三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三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地积蓄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能真正辅佐他的人才。

梁满仓：其实三国之争就是人才之争，谁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兴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谈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一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沈伯俊：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先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援手，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有了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七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沈伯俊：这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势，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军事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聚集在荆州。

刘驰：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他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九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楼劲：双方投入的军力物资，双方为此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的，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会猎江东，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他操之过急，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政权抗敌的决心。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是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和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沈伯俊：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了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在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乱，只得仓皇败退。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樯橹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沈伯俊：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的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于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步卒进入并占据蜀地，八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楼劲：荆州是它的咽喉，荆州是建业的上游，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军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话，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褒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了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梁满仓：孙刘联盟破裂了，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赞一个，再一个呢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操示好，这两家近了，可以使得蜀汉政权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黄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公元221年7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刘驰：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地说为了兄弟报仇。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八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避其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来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对或是隆重对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余大吉：孙权在军事上不如曹操，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就是在这个决定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内行的将领去管。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火攻，最终蜀军打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沈伯俊：这一仗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武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4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托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泰山乌鸦

第三十一集 诸葛亮治蜀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吴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吴，在夷陵僵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至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身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船上的主人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按一般常理，蜀汉应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与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沈伯俊：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异常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有之绝交，并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了孙权的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楼劲：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现实的立场，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东吴政权正常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升坛歃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战鼓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之地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一种特别的仪式来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蒋孟获擒住。

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聚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的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敢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沈伯俊：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民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其秋悉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盟誓，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锡盟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尼桑：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哎音的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个叫艾桑的死了有五六年了，按照他们说的（佤族语），也就2000年以前，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产量很低，他（诸葛亮）就教如何工作，如何耕种，如何选种，把这个种子管好。

约一千八百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它地方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沈伯俊：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抚夷越，既然是南抚夷越，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七擒孟获，南抚夷越，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裔，益州太守，长以一周太少，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数年，诸葛亮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裔。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裔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的答应了邓芝的请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裔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裔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裔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依、董允、王连、陈震、张裔、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沈伯俊：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人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律《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之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刑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痛绝，久久难以平复。在在诸葛亮惩处的人里面，即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法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袒护。然而，诸葛亮依法治蜀，绝不是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文关怀。同为先帝托孤的大臣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在这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自己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愤，发病而死。

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宫大臣夏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梁满仓：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其实我说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沈伯俊：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招揽贤才，依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吏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它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天府之国的富庶。

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张开勇和他所在地，是都江堰管理局，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张开勇：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伟大科学的设计，但是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 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这一年，有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在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杩搓和竹篾的结合，杩搓呢，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的，逐层累叠而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并修护和维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沈伯俊：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维护之功。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了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

梁满仓：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这么它的农业很快就会发展起来。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井盐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只通过挖井汲取地下水熬制而成，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火井依然使用火井煮盐。

在四川的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为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因此也成了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那就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政权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充分的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浦元在汉中铸造宝刀，浦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蜀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区蜀水回来，浦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涪水，不能用，取之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因路上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蜀水，而参进了八升涪水。浦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

据《南史》记载，浦元为诸葛亮打造的铜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国软猬甲的原型。沈伯俊：冶炼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地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质农具，使用起来省心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宫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蜀地所养成的蚕丝制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八百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机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秘密派人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来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沈伯俊：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有司盐校尉、有司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堰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十一年，这十一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十一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四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四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疏后主刘禅，表达新址，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其存亡之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并加以阻止，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楼劲：这个时候他《隆中对》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它实现，是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它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建兴十二年二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滨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决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引以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难成，弥留之际，专程成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说蒋琬再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有谁可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际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落在了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梁满仓：他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兴复汉朝，不是东汉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黑暗的、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蓬勃的，欣欣向荣的汉朝。

楼劲：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这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老百姓、还是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都是最为可贵的品质。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死而后已。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沈伯俊：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愚忠奸的标尺。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泰山乌鸦

第三十二集 西晋统一

公元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诏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是，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

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而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他的兵权，而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些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胡阿祥：一开始的政治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懿手中，曹爽不放心了，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魏，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以退为近，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的一刻，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九十余里，去祭拜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势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懿悄悄豢养的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得奇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她以后的名义，宣布了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沈伯俊：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的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件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胡阿祥：司马懿这一出手，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致命，一下子就把它打死了，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哈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懿他在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得不好听一点，真是阴谋的隐忍。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帝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最后的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沈伯俊：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纪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乃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年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一万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沈祗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就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胡阿祥：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孙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孙吴。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么灭孙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孙吴之间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三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在率军三万，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3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出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沈伯俊：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他分析形势，认为强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水，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它既可以袭击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呈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由之计，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

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诵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病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便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退，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沈伯俊：邓艾奇袭江油这战，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奇袭江油之计，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首个整个三国时期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地灭亡了，在今天成都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在这里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而左侧是孙子刘湛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至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付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业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楼劲：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曹髦人忍无可忍之时，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时，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为政也是为的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独、单纯的归理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性命是包含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的挟此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沈伯俊：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的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明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邺大肆修建宫殿，民众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15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邺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

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了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濬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的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6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是杜预、王濬等人。浩浩荡荡6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濬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邺。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三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死于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过后，中国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苟斌：真正创作这个《金谷春情》这张画，还从心里认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要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的一种想象，其实是从我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诗词歌赋来理解，从我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金谷春晴》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豪华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在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把许多土地分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都达万元，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

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曾每天的饭食要花掉一万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进行，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根本祸根。

徐金星：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劲舞的在的，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镇压他的异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吴蜀，西南、东南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叫分封，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用允许这27个王可以有国家，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儿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她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徐金星：八王之乱，它严重的或者巨大的打击了，消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他这个长期的战争造成了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就使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地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这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

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觉得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十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曜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曜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羊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徐金星：这个长期的战乱，就造成这个西晋王朝元气大伤，在一个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就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额八分之一，更不要说这部分人知识文化程度最高，国都周围的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生产技术都非常高，这样一些人南迁去了。南迁去了，从此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不到四十公里额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世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少数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六十年，而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四十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的慢慢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泰山乌鸦

第三十三集 魏晋风度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傅刚 ：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梁满仓：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期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作竹林之游呢？

龚良：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彼岸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式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楼劲：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下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因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

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you）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异同、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的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楼劲：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隔着窗户往里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铄王室。尽管如此，直性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然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鹊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楼劲：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定，也即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傅刚：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了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傅刚：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五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菲薄的我认为这些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的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楼劲：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样，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它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联系到一起。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楼劲：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的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李中华：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淫威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假名士，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袭承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时已传遍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梁满仓：西晋后期的一些情况就有所变化，就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有的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到，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蕺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傅刚：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来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楼劲：像谢安，他们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这样一个时候，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坚作用、支柱作用、精神领袖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的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傅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楼劲：偶像是由分时塑造的，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已。我反对司马氏易代，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三千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难，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沉浮，又能坚持气节。十八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箭之下。

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来一架古琴，在众士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

泰山乌鸦

第三十四集 门阀政治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起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偕同世家大族南下建邺，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在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帜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成，构成了西晋皇室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疏属，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黄是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一把特殊的酒壶，名叫转心壶，他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么做是因为一本叫《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叶植：司马睿不尽和司马皇室的关系较为疏远，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和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在当时，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绝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一起迁徙过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司马睿而来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寥廓，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到，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变色到，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跟随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

王导深知此时应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面大旗，这是南渡世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选择了与自己家族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胡阿祥：司马睿的父亲司马伷，司马伷是接受孙吴孙皓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司马睿后来历史真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了，那怎么在江南立。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3月3，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汇聚，举行袱稧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3月3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在水边观看袱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搞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的世家大族代表顾荣、陆士光、甘季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故地的人们开始归附司马睿。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王敦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世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世家大族的表面矛盾，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世族的紧逼，北方世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欷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旁若无人的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欷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100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世族占据。

梁满仓：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政治上，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方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的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义兴周玘，密谋发动武装叛乱，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儿子周勰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世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但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不得不多南方世家大族做出某些转变。

胡阿祥：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的跟南方人接近，他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的坐。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世家大族王导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侨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防止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上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南方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日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胡阿祥：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孙吴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阳王司马永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称帝，但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继晋王位，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刘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去，要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作出一番妥协。

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已经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

梁满仓：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他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建康发生了极其一件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粮草督运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献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六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的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朗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书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的处分。

陈苏镇：东晋建立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都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着，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整个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他不甘心做傀儡，他想着削弱王氏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墩，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隗这些人当他的心腹。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峰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梁满仓：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势力可能受到打压，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有可能呢，皇权通过压制王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它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朝，入趋不拜，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自己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都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楼劲：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是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来起兵。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士族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的，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士族同意吗，江东士族同意吗，其他过江士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此后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后，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被庾式家族和桓式家族把持，所谓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获胜，使桓温的声望迅速提高。

楼劲：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你像最著名的郗超，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领四万大军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大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12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梁满仓：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觊觎帝位的野心了也越来越膨胀。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坊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将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桓温干脆放弃先增加威望后等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令立司马唈为帝，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再加建功卓著，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唈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会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战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应桓温的邀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梁满仓：有一次，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郗超正在密谋一些篡位的事情，这时候忽然就听说谢安到了，这时候郗超就赶紧的就藏到帐幕后面去了，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桓温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一阵风，把幕吹开了，一下郗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谢安一看就知道了他们在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色的，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郗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唈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的桓温也已经60岁，疾病缠身，他加快了篡夺司马氏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的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道桓温一命呜呼也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试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

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的稳固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御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就得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东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东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后，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刘驰：但是淝水之战它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加剧了。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为，六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汉族冲击世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另一波澜，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其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泰山乌鸦

第三十五集 梁武帝治国

这是位于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来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而四次一共花了四亿万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但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来的，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主语砍伐竹子做什么用，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被士兵们砍伐的竹子和树木扛下山后打成捆，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激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然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南京），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他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感受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束手就擒，但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付出水面，这关乎着萧炎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将沉入湖底的一年的木头打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一万多名士兵和一千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全部落入萧衍手中。

楼劲：深谋远虑，伐竹沉木那就是深谋远虑的人，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在举行，萧衍在群臣固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萧衍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得到允许后进入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真正的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携带的兵器闯入卫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梁满仓：政权交替，新朝建立，旧朝倒台，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很多人就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反而让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和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楼劲：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成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两万多人，到南朝宋齐两代达到三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两倍多，人数猛增到8万多人。

楼劲：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快到梁武帝的时候，那么已经是北魏后期了，真是被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人间的救赎，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吗，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仅是因为丰美华丽，它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一千多名寺僧。大智若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座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寺院有500尼姑，不时讲讼。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式，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行动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梁满仓：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精神，他做了一个赋，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镇—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像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炽，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就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建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的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梁满仓：因为以儒治国，光靠佛教去撬动一些概念，佛教只是起了一个撬动的作用。真正兴起、真正发扬，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里，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梁满仓：在以前礼是修身，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治国的这个方面强调的比较重要。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和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需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后不久，就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制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陈苏镇：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做仪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仪式和一些规则，把它联系起来，具体化。
制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制礼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中国查找，从礼学专家处询问，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十一年，制定出一部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军、嘉、宾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陈苏镇：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嘉礼，就是婚姻、喜庆这方面的，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

梁武帝对儒家礼仪制度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戒律的班子也组建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建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纂在家受菩萨戒。

楼宇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作三聚净戒，所谓三聚净戒就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遵守戒律，第二个就是要做善事，第三个的就是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它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楼宇烈：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强调菩萨见这个理念，大家都去守戒律、做善事，要做利于众生的事情，那么另外的一方面，他也非常推崇儒家的、尤其是孝道，中庸思想。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无论春夏冬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带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而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令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到社会各阶层中国的素食文化。

梁武帝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手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建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的这一天，梁武帝又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并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魏道儒：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举，妙策神机，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捧上高高的祭坛。帝王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义观念日益消漠，祭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看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醉心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的著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梁满仓：这几个大名著，像文心雕龙，诗品，昭明文选，都是在梁梁朝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自然而然地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初有户60万，而它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已此估计，萧梁人口户数在一百万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一百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建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史书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职贡图》被真实地在现出来。
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萧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五百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就是梁武帝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古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7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的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魏道儒：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同泰寺呢。

魏道儒：梁武帝晚年的佞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地，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地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魏道儒：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成了一个佞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佛教。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四亿万钱。在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的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院里批阅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菩萨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魏道儒：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的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但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信佛的一个皇帝，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非常信佛，所以他自己身体力行的来，学习佛法，践行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在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饮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梁武帝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以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楼宇烈：估计很多情况下，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了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人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梁满仓：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想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接南梁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是借侯景之手削弱南梁。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入建康，包围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族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注脚。这让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台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

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拜显然是形式上，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八十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并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变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地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八十六。

泰山乌鸦

第三十六集 孝文帝改革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上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只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只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这是北魏时期的依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珪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简直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那样的风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经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梁满仓：当时他们还是处于很原始的时候，只知其父不知其母，那种习惯，就是当时很早的时候，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些习俗的残余，你比如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显然，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50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楼劲：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这么尖锐呀，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珪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法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八十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十七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即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兴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而这次修建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楼劲：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儒家学术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汉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只是分子，他聘请了数百名汉族知识分子，虽然为鲜卑贵族，还时时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纷扰喧哗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过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然要任命即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的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细赅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罗新：北魏创业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崔浩纂编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鲜卑拓拔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
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楼劲：这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这个是可以发酵的，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它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这个岔子，这个岔子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失去了中原士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盘旋在天空上的一支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平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叫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郡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郡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的生活，大郡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郡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

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族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的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楼劲：这里的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了中原文化范围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拔部族的首领，他要自己的部落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拓拔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随着国史之狱的恶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拔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之中，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梁满仓：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很多的汉族大臣，因为没实行那个俸禄制，又得不到赏赐，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很拮据。

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同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带领文武百官进行籍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第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的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上。

侯旭东：冯太后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的都很早就死了。那么冯太后实际上是个汉人哦，那么她从小就给对孝文帝，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孝文帝登基以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文化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立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直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拔贵族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楼劲：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啦，建立了王朝，而这王朝治理得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你直接给你分田，计口授田，直接保障你的生活，这是个巨大的刺激，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在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侯旭东：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北魏因为战乱，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其实也是为了维持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需要不断地提供各种粮食、物资，所以说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它对于这个鲜为人，为北方的胡人的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章制，五家立以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到中原，拓拔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政治、经济已经极为汉化，已呈现出升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中长大。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拔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在历代拓拔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符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梁满仓：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提出了反对，然后让对方反对的拓拔贵族呢在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人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孝制度的，但是这表面上，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既然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拔贵族所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保持旧有的拓拔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尼父，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作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公元493年九月，孝文帝身穿羽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胡阿祥：他手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的大家不愿意来这里，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里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最重要的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拔鲜卑终于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旧族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鲜卑早期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来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汉文帝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拔皇室也一律说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尼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两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在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被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在皇宫身穿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班赐汉式冠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梁满仓：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为了改制，就穿汉代的礼服，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服，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楼劲：迁都以后，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这个当然又是一个姿态，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楼劲：都要做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这些改革是配套的，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卜宪群：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拓拔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拔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泰山乌鸦

第三十七集 北周武帝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人为主，起义以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动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但要真正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挫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

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魏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见，即魏孝静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和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原属于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只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起来也不过三万余人。

今天，流淌于山西焦化的一段黄河，曾经的东魏与西魏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戳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面对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军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陪着老本。

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高欢率领的十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在黄河上游放满载满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带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十万大军，损失一多半，补充兵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源，征募汉族豪强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宇文泰采用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制中的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利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同时允许保留他们的私人武装，同时宇文泰还意识到汉文化的优越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行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的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军队的力量主要是鲜卑将士，支撑政权的也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士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楼劲：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在一起了，而北齐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四年后，他的儿子高洋废黜东魏孝静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

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宫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最严峻着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的宫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自己十六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两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命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梁满仓：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照，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与其说是托孤呢，我说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敏有器质，宇文泰曾说成吾志者，此儿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与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全部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事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掉的，一直把宇文护当做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有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

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国家就是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楼劲：立三老就是要另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作为耆老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对于天下行人这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瑾。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恭候，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了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座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了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楼劲：于瑾不仅是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应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自于瑾之手，同时他还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谨，能够委屈自己，能够委屈自己这就叫懂礼啊，本来就是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买单。

周武帝将儒学立为国学之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要先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重学冠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重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的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使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始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楼劲：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所衷心接受的东西。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通过这样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向朝野昭告自己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不断，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休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是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

梁满仓：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非常突出。

朝廷对宇文护产生的巨大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郊丘坛为制度，立路门学，置身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

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叱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是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她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的读起酒诰，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一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楼劲：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这种局面不是正常的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政体不正常，格局制度不正常，注意整个局面平定的关键是杀掉一个人，杀掉一个个人，它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之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一时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资金正调以外，无妄征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洛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莆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

自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隶变成了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 使关中地区逐步摆脱了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区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

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始建。历时二十四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其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证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像绝大多数完成了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现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屈志仁：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就接受了大量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中原的工匠和西域过来的工匠，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工匠也就到了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了。

北齐的佛像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在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片佞佛，寺院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像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众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小。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四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五个人就要养一个僧尼。

其实，不管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会遭到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全部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是决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刘驰：北魏时期呢，太武帝主要着眼于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他更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的出发点不同，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他很明确的，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的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卫元嵩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冒然下决断，而是召集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辩论时，出席者多达两千多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重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的相互辩论成为北周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位置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五个月后，周武帝最后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监狱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多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了和军人，废除寺院四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集》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置复殿极，叙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惠远极力反对，以地域相威胁，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布。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域诸苦。

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志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相棋是七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梁满仓：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他教育是人什么，一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了，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韩燕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就要一国一国地把它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教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六军习武于城郊。

楼劲：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近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亲自接见，第三次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士都称为卫士，就说你们名义上就说我们皇家的警卫，警卫部队，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恤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是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措施，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为时，北齐武成地高湛登上帝位，高湛不理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继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华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辩发骑勇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革除的装束在北齐盛极一时，然而与其相对应的是汉族的仇恨，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北齐原本强盛的国力，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消磨下，走向败亡。又到了冬天，河水再次结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以由北周军士变成了北齐军士，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开始以凿冰做防御，但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涛涛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7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率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稼，违者以军法从事。

梁满仓：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它，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周武帝第一次经历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每次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清了北齐的虚实，这是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第二次下达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都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梁满仓：北齐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棋，为什么呢，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的你这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公元577年2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四十三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的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那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与帛300匹，米300石，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驷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刘驰：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面临的大问题，儒家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做一个统治思想，而这点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他作为儒家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打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了国家的新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不仅要超越父辈的梦想，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空前中国。

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以达三百六十一年，慢慢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身上。北周武帝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於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三十六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

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剑指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十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直到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识，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才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重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的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