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下)
主讲人简介
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化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红楼梦魅力探密》《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先后在四十余种报刊上发表学术性文章一百多篇,主编多部文化类教材。现任红楼梦学刊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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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呢,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是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使大家都提升起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那么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呢,也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呢,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文字狱在乾隆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最厉害的,一般来讲高层文人和皇帝接触多,文化程度比较高,他是非常非常地小心,也比较有头脑,要不然他怎么官能做大呢,他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是非常小心谨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因为文字狱而直接遭罪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他们在文字上和言行上都及其胆小怕事。
我们只要看两个人,就行了,这两位都非常有名,我们看电视剧都经常能够看到,其中有一位张廷玉,张廷玉在雍正的时候地位就很高了,《清史稿》他的本传,这么说他,它说张廷玉周敏 ,很周到,考虑问题很周详细致,敏很聪明 ,敏锐 ,谨慎,尤为上所倚,尤其得到皇帝的依靠,他历任康熙朝末年他就已经是内阁学士,内阁学士正三品,后来到了雍正八年的时候,定为从二品,康熙朝已经是内部学士,刑部侍郎,雍正朝呢,先后授文渊阁、文华阁、保和殿大学士,当然就是说他,文渊阁、 文华阁、保和殿大学士,他级别没有变,但是地位一个比一个高,这个保和殿大学士地位是最高的,大学士在清朝是满汉各两个人,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宰相,雍正八年以后定为正一品,相当于这四个人就相当于宰相,那么就是丞相,宰相和副宰相,而且他还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而且就是到什么时候呢,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军机处总共就有三个人,总共只有三个人,我们知道大学士四个,也就是说有个大学士还进不了军机处,他是三分之一,而且张廷玉,他地位还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汉族的人他封的爵位是没有超过伯爵的,你比如说《红楼梦》里边写宁国公、荣国公那是小说,而且它是模糊了朝代的界限,汉族的人是不可能封公的,最高的封伯、伯爵,第一个封伯的就是张廷玉,可想而知皇帝对他多么信任,他年过七十以后,多次请求致仕,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对他很倚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所以他可以说是显赫无比,位极人臣,没有人比他地位更高了,一人之下,亿人之上,可是有一次他不小心,差一点出了大问题,他78岁的时候又要求退休,78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乾隆朝了,他当时给乾隆皇帝上书,就是说,他说雍正皇帝当年曾经答应过我,口头答应过我,就是说我死了以后,让我配享太庙,我们知道太庙都是供的是皇族,皇帝家的人,正殿旁边那个配殿也都是贵族,如果大臣如果能配享太庙是极高极高的荣誉,这个张廷玉就请求乾隆,您能不能给句话,他怕有点儿不落实,将来我死了,78了已经是,乾隆不大高兴,你这不是不相信我嘛,是不是,但是乾隆呢,还是没有给他罪。所以就颁诏了,就重申雍正的遗命,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表示,那么按理说张廷玉受到那么隆重的恩典,第二天,他应该亲自上朝谢恩,他没去,他让他儿子去了,让儿子去谢皇上大恩,准我死了以后配享太庙,乾隆大怒,他就说把历年来赏赐张廷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过去古代大臣岁数大了以后,给你赏一个拐杖,上朝你可以拄个拐杖,还有咱们电视里边看到的赏个什么黄马甲,比如赏个坐垫呀,统统上交,跟小孩似的,送给你的东西都给我拿回来,而且上谕里边责备张廷玉无礼,当然张廷玉死了以后,他以后非常小心了,还是配享太庙,不过乾隆呢,为了表示对他父皇的尊重,遵守遗命罢了,我们看就这么一点小事,然后我们再看,当然张廷玉这个事情,没有跟文字狱直接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出来这些大臣们是多么小心谨慎,你有一点点儿触犯了皇帝,这事就大了,麻烦就大了。
沈德潜那可就是赶上文字狱了,沈德潜生于1673年,死于1769年,他活了90多岁,他小时候写诗就非常有名了,但是考试不太顺利,67岁刚中进士,但是中了进士以后乾隆对他很重视,我们知道乾隆是高产诗人,其实好多诗都是作弊的,都是别人替他写的,其中一个就是沈德潜,沈德潜就是一位枪手,他们两个人也经常写诗,写诗唱和,有时候乾隆就让他给代写,那么沈德潜67岁中进士以后官升得很快,马上就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敬礼的礼,那就是正三品了,后来,退休以后呢,又加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那是非常高了,他退休以后,回苏州他编了个集子,乾隆还给他做序,你就可想而知乾隆是多么喜欢他,入朝当然也赐拐杖,而且就是说让他可以,祀贤良祠,贤良祠好像就是在平安大街那儿,清朝的时候那些贤臣,著名的文人可以到里头去受人供奉,可以说沈德潜生前身后都是备极荣耀,谁知道他活的时候没出事,死了出事了,他死后九年,江苏苏北有一个地方叫东台,东台县有一个举人,这个举人叫徐述夔,他有一个集子叫《一柱楼集》被别人检举,有悖逆语言,就是有违反朝廷禁止说的那些话,那些词,还有他的诗里边有问题,他这个诗最有名的一句,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他有一首诗叫作《鹤立鸡群》,那个鹤,腿挺长,嘴挺尖,其中他有那么两句,明朝期振翮,明天早晨过几天,或者哪一天,我希望鹤,振翮,那“翮”字,隔开那个隔,把耳朵旁去掉,这边加个羽毛的羽,翮就是鸟的翅膀,羽毛那个茎,意思就是高飞吧,我希望哪天能高飞,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我一下子就能飞到天庭,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反映徐述夔,因为他是举人,他想中进士,什么时候我能够到京都我能够考上进士、殿士,金榜题名,他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知道汉字它有很多多音字,明朝期振翮,明朝那个“朝”可以读成“朝”,明朝那就成了明朝了,明朝期振翮,你想恢复明朝,那个去本来是到往,我一下子就能到北京,这个去还可以解释成什么,去除,把清朝的都城去除,那不就灭清了吗,乾隆就这么认为的,乾隆上谕圣旨里边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而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徐述夔的命运咱们不要说了,可想而知,我们说深的钱,沈德潜怎么跟他有关系呢,这沈德潜给他诗集做了一个传,这个传就是给徐述夔,介绍了这个徐述夔这个人,里边有一句话说,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法,法 品行和文章都值得效法,都值得学习,那你想乾隆还能不生气,所以乾隆下令让大学士和九卿,就是下面直属机构的九卿,一 夺德潜赠官,后来不是说赠他太子太傅嘛,还有礼部尚书衔嘛,把那个都免了,罢祠,原来让他进贤良祠的,罢撤出来,削谥,人死了有一个谥号,一个比较好听的,过去官吏给一个谥号,而且底下还有一条,仆其墓碑,就是把沈德潜的墓碑砸掉,扔掉,这个对当地老百姓,对他家的人简直是非常不吉利的,是最残酷的,这是乾隆最欣赏的文人沈德潜的命运,完全是因为文字遭灾。
我要说明的就是中国的落后它确实不是从康雍乾开始的,中国的落后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认为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我认为应该更早一点,总而言之不是康雍乾开始,但是在康雍乾的时候,我们中国完全还有能力很快地迎头赶上,因为当时中国的实力相当强大,经济总量我们的实力的总量还不完全不下于欧洲,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跟欧洲的差距并不大,如果说当时能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是在文字狱的压迫下,那么严厉的禁锢思想,中国不至于后来落后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人,不是一般人,他们是独揽军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的皇帝,是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的权利的皇帝,因此,我不能不把他们的个人作用看得很大,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只要说比康熙晚两百年,一百多年到两百年,比雍正晚150年,比乾隆晚100年的,日本皇帝明治,1868年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就支持了维新,当然日本走上的是军国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错误道路,但日本发展起来了,康熙登基的那一年,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他颁发了一个命令,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相当于英国的科学院,四年以后,1666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批准下,法国科学院成立,国王不是普通人,他们富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李约瑟先生曾经举出一千多项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这一千多项其中有好多项,我们只知道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其实有很多,包括上马那个脚伸进去的马蹬子等等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想一想,清朝二百六十八年,中国有哪一项发明影响了世界,一项都没有,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中国人,到那时候变得不聪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个问题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朝的严重失误,康雍乾三朝的政治稳定我们是用多么沉重的代价,是牺牲了中国的发展,换来的政治稳定,这个代价太沉重,经济的繁荣,实际上当时中国是一种停滞的繁荣,不是发展的繁荣,所以中国的经济在18世纪的时候,远远超过整个欧洲,一直到182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还超过欧洲,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一种很落后的经济,欧洲是突飞猛进,等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只占全世界的6%,而欧洲占62%,你看看这一百年当中我们落后了多少,且不说我们的人口比他们多好多好多倍,国民素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精神素质,一个国家只要有只要保持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毫无例外的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中国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
第一个就是五四运动,实际上辛亥革命先驱者,包括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包括鲁迅、胡适他们这一代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要想能够走上复兴的道路,就一定要批判清代那种发展到极至,康雍乾时代就是把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彻底扼杀,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落后的部分,就是奴性发展到了极致,邹容、鲁迅、胡适他们为代表的这批辛亥革命先驱者,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奴性,《阿Q正传》最明显。但是真正完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第一次飞跃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积极的成分,刚性的成分,重新发掘出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清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不是,把这种积极的东西都发掘出来,而且引进了很多新的思想素质,所以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毛主席讲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怎么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多么豪迈,鼓舞了多少代的人,是不是,这种精神康雍乾时期那里会有,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那里会有,正是这种精神,鼓励着中国人,在经济非常落后,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两弹一星,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在我们的民族精神当中,重新掌握了两弹一星。
第二次,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多年来,我们每个人切身体会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地位提高了,从哪儿开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个大讨论开始,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个高潮,这是让我们思想又一次解放,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发展是硬道理,正和他那个白猫黑猫那个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你就去做,去实践,所以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的核心是什么,是注重实践,鼓励探索,鼓励创造,这和康雍乾时期那个文字狱是完全背道而驰,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有丝毫这种想法的,因此反过来,20世纪这两次思想大飞跃,中国现在的面貌,恰恰证明了康雍乾三朝所造成的历史性失误,康雍乾三朝毕竟已经过去了,它成为历史,但是,一切对历史的重提,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我们要从历史的当代性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三维思维,不应当是直线的平面的,或者是表面的,应当是三维的立体的,三维思维的特点,就是一种根源性思维,根本性思维,源头性思维,穿透性思维,本质性思维,我们不仅要和我们的过去比,我们过去往往习惯这样,解放前,如何,我们现在如何,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和改革开放前怎么样,这个比当然是有必要的,是不是,忆苦思甜,是不是,咱们过去很习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常和国外比,我们现在如何,跟国外比,还有差距,我们还要努力,光这个还不行,我们还要从本质上比。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我们手提电话,我们很多现在都是世界第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电脑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因特尔的芯片,我们有好多东西都不能生产,好在我们现在许多领导人,我们许多身居高位的干部和学者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领导也强调发展源头技术,上游技术,上游产品,你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他的讲话,他就讲到我们的差距,我们应该,我们和美国,和日本,我们差距在什么地方,讲得很具体,非常好,我们现在就需要提倡这些三维技术,三维思维方式,不能看到眼前的这点进步我们就沾沾自喜,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三维思维方式,我们在科学上,在学术上就会更多地发现,就会有更快地前进,有很多我们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好解决,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有这感觉,新加坡非常地干净,绝对没有人敢随便扔一个烟头,为什么,因为它罚得非常厉害,过去在北京王府井曾经出现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吐了一口痰,旁边老太太过来了,罚五毛,他拿出一块钱来,又吐一口,说甭找了,如果在新加坡你这一口痰,可不是五毛,就一个烟头,五百新元,合人民币两千多,如果再扔一个那可就不是五千的问题了,对不起请你进局子,然后给你穿一个黄背心,您就马路上您就搞卫生,这个黄背心是特制的,人叫垃圾虫,他们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三维思维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问题。
我再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市前一段开人代会,讲到北京现在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三千美元了,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特别是最近几年北京发展很快,我们要看到这个成绩,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北京这几年,变高了,变美了,变大了,三千美元,可是我们想一想,中国还有比北京高的吗,上海咱甭说了,四千八百美元,上海是大城市,中国在浙江江苏广东有好几个县、县级市它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三千美元,我们知道北京有几十个大学,数以百计的研究所,北京的人才条件各方面的条件好极了,北京光是旅游能赚的钱就数以百亿计,北京人还没有认识到,北京的有利条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需要我们用三维思维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从本质上用穿透性思维去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今天要讲的康雍乾盛世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并且不局限于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且能够在思维方法上能够帮助朋友们提供一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咱们进入提问部分,有问题的朋友请举手,咱们向周先生来发问。
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演讲,但我想说一下,我觉得您是否特别过于的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康雍乾三代皇帝,而有点忽视历史以来长久那种深刻的华夷意识,那种意识造成了中国开始封闭,开始走向落后,是否有些忽视。
好,我来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中国它的落后当然不是从康雍乾开始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明代中后期,那么,有的认为更早一点,比如说我认为,实际上中国的落后呢,从南宋就开始了,南宋尽管是中国最繁荣的时代,已经到了顶峰了,珠穆朗玛峰,顶上了,开始走下坡路,因为礼学严重地障碍了中国的发展,你比如说明朝,明朝很专制,朱元璋,所以农民当皇帝未必有多好,很专制的,而且明朝把科举制度当中最落后的部分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它本来是在南宋的时候,它是考试内容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复习课本,高考复习课本,明朝不仅在内容上做了限制,而且在形式上八股文,这地方都是使中国进一步开始衰落的原因,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明朝中后期它起码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感到,最严重的不在于你落后而在于你不去认识落后,或者你不让人认识落后,而康雍乾三朝呢,恰恰在于就是当时中国在整体实力上比欧洲还要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整个欧洲的人口也没有中国那么多,经济实力很强大中国那个手工业很发达,但是在康雍乾三朝由于以文字狱为代表的对思想的严厉禁锢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去发现这些问题,不可能提意见,这个大家对《红楼梦》都很熟悉,我们知道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反映出来这个先进观念,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过去在南方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外国来的东西,十六回吧,王熙凤不是讲到吗,那时候洋人进口那些东西,那都是我们王家的,洋人都是我们王家接待的,还有在十七、十八回贾政视察验收大观园的时候,里边在怡红院,不是讲到有一颗女儿棠,他不是说吗,那个女儿棠,据说是女儿国的种,实际上女儿国并不是那个国家只有女人,那只有女人不可能有后代,也就是说那个国家国王是女王,应该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在曹雪芹生活那个时代,他和他们已经得知了一些国外的这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你都不能放到桌面上来,所以曹雪芹为什么在《红楼梦》里面他要模糊这个时代概念,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所有这些文人甚至包括大臣,我们知道,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是1840年左右,那时候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去广州之前,他是什么一个认识水平吗,林则徐跟许多大臣一样,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拐弯的,因为中国古代人站你不能直着站着,甭管是在长辈面前,在皇上面前,肩膀得塌下来,腰得塌下来,腿得弯着,都得这么着的,是、是、嗻,是不是,咱们看的多了,所以呀,当时清朝许多大臣都认为洋鬼子不难打,因为洋鬼子的腿不会拐弯,咱们只要拿长竹竿打他的膝盖就能把他打倒,当时和英军打仗,中国的这些大臣们和高级将领停留在什么水平,停留在火烧赤壁的水平,《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水平,他们认为洋人那些都是妖术,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要讲曹雪芹的例子,就是说那个时候毕竟还有几个城市和外国有接触,有些人他是有一些先进观念的,但是在康雍乾那个时代,由于严厉的思想禁锢,因此根本不可能给朝廷给皇上提任何意见,所以整个国家的落后,就不言而喻了,1793年,英国派了一个使团,使团团长叫马戛尔尼,是个勋爵,他率领使团将近一百人,包括他的水手,总共七百人,远渡重洋,来向乾隆祝贺83岁大寿,实际上他是来侦查的,他坐的巡洋舰叫狮子号,“狮子号” 巡洋舰有64门火炮,在大沽口上岸以后,他们一路走,有时候坐船,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然后9月份在承德呆了大概二十天左右,离开那儿以后走陆路走大运河从北京到扬州,到杭州,然后到南昌,顺着赣江到江西南部,翻过梅岭,到了广州,从广州上船回国,前后在中国五、六个月,他的七百人,其中尤其是上百人,一路测量一路了解,了解中国的各方面的资料,最后回去以后他给英国政府写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中国就像一条破船,幸运的是它遇到了几个比较谨慎的皇帝,所以这条破船还没有颠覆,只要遇到一个比较差的皇帝,这条破船马上就会粉碎,他写这个报告,到鸦片战争不到50年,这个报告奠定了英国决心有朝一日和中国打一仗的基础,他的结论是中国比欧洲落后三到四个世纪,那么中国落后这三四个世纪,其中我想有一半,由于康雍乾三帝一百三十多年所造成的,我想说得极端一点,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替这三位皇帝还债还没有还清,因为我们现在GDP的总量,占全世界是3.4%只相当于1880年或者187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上的比重。
我想问一下周教授,中国文人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是是不是也有许多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知识分子当然自古以来因为学而优则仕,读书为了做官,他对朝廷有一种依附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应该讲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依附性中国古代这种文明和进步是离不开朝廷重用文人,朋友们如果有兴趣,你将来去读一些有关文化史的著作,你会发现,中国古代为什么四大文明只有中国没有中断,这和中国古代这个科举制度中国对文人的重视,选拔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科举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世界是最进步的,最先进的,不过是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落后性越来越发展,而欧洲呢,文艺复兴以后,它的进步性越来越突出了,分道扬镳了,那么中国文人呢,他本身呢,身上确实他有他的弱点,但是也有他许多宝贵的品质,而这种宝贵的品质在20世纪越来越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引人瞩目的成绩,很重要一条就是因为咱们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不存在缺点,不存在继续改进的地方,不,不是,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一定会发挥得越来越充分,因此我们的国家肯定会非常有前途,因为,很重要一点是因为中国世世代代具有一批就是像鲁迅所讲的,中国的脊梁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记得好像是英国艺术史专家叫贡布里希,他就强调,所谓历史,我们同历史的事件人物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跟他去挂钩,那么今天周先生实际上就是在这儿,把这个钩挂在了康雍乾历史的时期,然后周先生从当代性上去评估康雍乾盛世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以及思想上所带给我们的启迪吧,周先生提出了并且肯定了康雍乾的一些盛世的真相,比如说固定了疆域版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等等,那么另外周先生最极力地反对的,并且由这一点来说明康雍乾不够盛世的提法的,就是禁锢思想,在我们今天以这样一种很好的环境,能够请周先生来,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空前的开放了,江总书记讲了三个代表,里边特别要提出来,共产党是代表的先进的文化,那么我想这一点文化某种程度上首先也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另外也就特别强调了,就是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思想,弘扬科学民族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的操守,文人也要有更大的空间,来抒发自己的这种思想理想和情怀,周先生今天就是在这样做,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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