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一份情感都来得及要求:爱我,就带我走。可我愿意在初夏、在初醒、在初战告捷的一刻欣慰地倾诉:爱我,就别走! 如果还能忍痛割舍,那定是不爱的。如果还能忍心抛弃,即便拦住你要离开的脚步,也定拦不住你飞远的心。往往比这更可怕的,是你还在,却锁紧了可以随时探望你的门。 仔细想来,无论我理或不理,无论我沉默还是喧嚣,都一直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悄悄守侯着,关注着,不埋怨,不要求,不走近,也不离开,是多么深重的情谊。
如果要写,这可能会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文字。展开屏幕的一刻,我已开始在指尖压缩它的长度。 若能在记忆里穿越,不必千年百年,20年足够。如花的年龄,同学们纷纷走进江湖,于我来说,踏出生我养我的小城便是闯荡了,可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去读大学,而是早早地拥有了一份还算像样的工作。 大姐说,你有那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自己干呢,如果缺资金,姐有。 我不。我才20岁,工资就可以领到和妈妈一样多,干嘛去冒险。 我和同事莉天天腻在一起。大姐是莉的大姐,在单位旁边开饭店,我们常常躲进大姐不足9平方的休息室,贪婪地吃姐夫做的辣炒海丁。 我们也常常逃避加班,故意不接领导的电话。大姐说,这样不行,你得先把自己的本职做好,将来才能为自己做事。 想想大姐只大我六岁,那时她不过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已经成熟到可以看穿我的婆婆妈妈。 其实,她早就与众不同了。 姐夫21岁时在老山前线,大姐一想到自己的恋人在前方出生入死就坐立不安,于是一个人辗转了半个月,感动了部队的首长,出现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地方。所有官兵肃立两旁,行注目礼把大姐送到她的恋人面前,两个人默然相望,泪如泉涌。 其实这是很感人的故事,当我来到北京和大姐倚在床边再提起此事时,大姐却避重就轻地说,“丢死人了,就我一个女的,走路都不知该迈哪只脚,那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当猴子。” “可是,他们给你敬军礼了,说明他们很尊重你。” “是的,敬了,那一刻有神圣的感觉,可手一放下我又不知该怎么走了。” 姐夫退伍后他们结婚了。退伍费刚好够结婚用,此后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那年春节,他们连肉都没买。但两个相爱又不甘平庸的人,在当年借钱开起了饭店。 一个人的成长只靠阳光就会越来越枯萎,只有经历风雨才能日益茁壮。我遇到了心灰意冷的事,于是决定要为自己做点什么。笨笨说,听大姐的话吧,我们自己开个小店,如果干不好,我来养活你。 我从温室里爬出来,开始经历风吹雨打日晒霜袭的成长过程。 大姐听到消息,寄来两万元钱。那时她已在北京打拼了。 她给我寄香港产的鞋,给我买兰蔻化妆品,送我燕莎的衣服。她做这一切只因为我偶尔去看望他的爸爸,偶尔照顾她回到家乡参加高考的儿子。 可我不知道,当我接受大姐寄来的礼物并在亲友面前炫耀时,她正在忍受癌症的折磨。 她浑身插满了管子,只有脚是空闲的。姐夫就坐在她的旁边为她写日记,告诉她要坚强,要努力活下去。空了就伏在她的脚边,额头顶着她的脚掌偷偷流泪。 大姐不喊疼,她是一个最听话的患者,让吃什么就吃什么,让忍受什么就忍受什么。她对自己的家人说,我要活,我必须活,我舍不得你们每一个人,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 大姐真的活下来了。因为心中环绕着强烈的爱,强烈的责任,所以死神放弃了这个倔犟的生命。 她对我说,家里的天地太小了,出来看看吧,开阔下眼界。我不知道,当我拨通她的电话时,她刚刚接受了化疗。 我习惯安于现状,没有危机从不考虑变通。但现实不会惯着一个固步自封的人,当机会像泥鳅一样一次次在我指缝里溜走,我才开始想念大姐。大姐说,来吧,我知道家乡的飞机几点起飞,也知道一个半小时就会在北京降落,我接你。 北京,我来作客了。 姐夫在满桌的酒菜后面站起来,笑着调侃:还是那副小家碧玉的模样,大气不了了哈。大姐补充:这么多年他就没舍得叫你一声大家闺秀。姐夫正色:那咱不能弄虚作假,够哪个级就授哪个衔,冒充不行,哈哈。他一边笑着便拽过笨笨,倒酒。 大姐气色很好,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和我一样,挚爱高跟鞋。在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她正筹备接手一家八千平米的五星级酒店。往来穿梭始终被高跟鞋衬着,像仪态万芳的孔雀。我说,别再做酒店了,太累了。她说,没事,我聘了一位高管,很厉害。下次再来,让你们住总统套房。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心疼,也有些心酸。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活给自己享受,还是活给别人欣赏?我想说,其实我们只想看你健健康康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而不是疲于奔命地为亲友提供能住几天的总统套房。 第二天我和笨笨要去中关村,当在神州数码任职的朋友驱车来接我们的时候,大姐举着一双旅游鞋跑出来:把鞋换上,不然走一天能累死。我低头看看自己的鹅黄色短裙,说了声“没关系”便钻进了车子。大姐气极败坏地喊:在北京没人认识你,什么好看难看,舒服就行呗。没理她,我们径自走了。 从上午到下午我们一直在中关村行走,当傍晚六点钟我们决定去天安门看降旗时,我很想把鞋脱掉,赤脚走进广场。坐在大屏幕下的栏杆上,揉着酸疼的脚,我特别想念大姐手里的旅游鞋。 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大姐仍然记得我适合什么风格的衣服,穿多大码的鞋,喜欢吃哪道菜,喜欢什么牌子的化妆品。她准备的盒子袋子堆满了老板台。 第四天我们看望朋友回来,大姐已把物品收拾得妥妥当当,四个大大的旅行箱塞得满满的,我没问都装了什么,但我知道有一份亲情远比四个沉甸甸的旅行箱还要重,还要满。 要走了,机场四周飘荡着舒缓的提示音,我们紧紧拥别。大姐说,“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适应北京的人情世故,我还是喜欢老家的实实在在。迟早我都要落叶归根的。回家等我吧。”有泪从心底一点点爬上来。 飞机呼啸着凌云而上,北京的灯火渐渐细碎成晶莹的星光,我轻轻靠在笨笨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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