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当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宽仁。”
温故知新，前文诗中“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西游记第10章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第11章还受生唐王遵善果，第12章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这里面还提到敕建相国寺（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先生此间溯源历史文献信息量巨大。
诗曰：“大有唐王降敕封，钦差玄奘问禅宗。坚心磨琢寻龙袕，着意修持上鹫峰。边界远游多少国，云山前度万千重。自今别驾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
诗曰：“佛说蜜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灵。致使金蝉重脱壳，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鹰愁涧，龙子归真化马形。佛说蜜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灵。致使金蝉重脱壳，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鹰愁涧，龙子归真化马形。”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经论。因为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曾陈表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未被允准。
贞观三年（629）朝廷因饥荒允许百姓自行求生，他即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
不久，玄奘法师声名大起。五年后，游历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回到那烂陀寺后，戒贤让他主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著《会宗论》三千颂，融会了空有二宗，批驳了师子光反对《瑜伽师地论》的观点，因而受到戒贤的赞赏。曾和“顺世论”者辩论获胜；还奉戒贤之命独自同小乘论师辩论并获胜。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玄奘宣讲大乘教义，获得更大声誉。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受唐太宗召见，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大慈恩寺。
从以上两首诗中信息看出，先生记载玄奘法师自贞观十三年从长安出发，与后世记载所述贞观三年（629）出发，时间节点上有10年之差。那么先生为何在西游记中要让唐太宗起死回生，个见一是先生对历史周期律之探索、研究、把脉问诊，溯源寻因。二是先生研究后提出其学术上的论点、论据，为后世解惑释疑，弘法传道。三是唐王遣使团玄奘西行求法，所求获得之佛法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未来发展基业长青之问题，四是交待后世学习贞观之治这段历史，能够借鉴历史兴衰兜转周期，彻底的看清皇权帝术的实质性弊端，并开拓创新使民族未来发展，跳出皇权体制桎梏。
故让唐太宗地府还魂以便先生述说此段贞观之治的历史，在西游记中让玄奘法师再次西游至天竺国，将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宝典《易经》、《道经》、《德经》、《无字真经》、《斗战胜佛论》传回西域，先生彰显了我们华夏民族自古之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在肯定佛学明心见性之作用的基础上，同时也批判了其未看穿皇权帝术的实质性弊端。溯源厘清文化糟粕，承传历史精粹文化真经。也就是西游记结集成书之主线，其脉络之清晰，构思之精巧、观点之精辟，让人拍案称奇。
陕西大国长安城指今陕西省省会西安市，据 《史记·周本纪》，文王死于武王二年（公元前1058年），武王三年（公元前1057年）周人自岐下东徙，于沣河西岸作丰邑。此即为西安地区始都之年代，也是西安地区建城之起始年。 西安，古称长安，又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7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在多数朝代，西安属于郡、府级建制-京兆府（郡）辖区，元代改京兆为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即由而得名.
西周时定都于此,称镐京,西汉时定都于此称长安.隋朝时文帝在古西汉长安故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并定都于此,也就是唐朝的长安。西安市溯源历史悠久，是历史文化名城，是17朝历史古都。先生诗中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暗喻封建皇朝的歌舞升平，其突出强调了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此文有何深意？应该说自古西安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名城。
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建都史，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中心，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门户城市与重要交通枢纽，西安北濒渭河，南依秦岭，八水环绕（渭、泾、沣、涝、潏、滈、浐、灞），自然景观优美。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任用贤能，知人善任;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 ，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李靖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说到贞观之治，得提起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是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氏兄弟二人配合仍算默契，直到建立唐朝。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听从魏征的引导，收服被李世民重创的刘黑闼尝试拿回兵权，李渊也尝试任用裴寂，最终导致大败，不得不再用李世民领兵。
以李世民为首的功臣集团，为求自保，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一说为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琼、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 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不知底细，也一起入朝，骑马奔向玄武门。此时，高祖已经将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裴矩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查验这件事情了。
李建成、李元吉来到临湖殿，察觉到了变化，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 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唤他们，李元吉心虚，先张弓搭箭射向李世民，但由于心急，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箭没有射中。李世民却搭弓射向李建成，将他射死了。 尉迟恭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用箭射中了李元吉，李元吉跌下马来。可就在此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 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喝住了他。李元吉知道不是对手，赶紧放开李世民，想快步跑入武德殿寻求父皇庇护，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
太子李建成的部下、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得知建成身死，叹息道:"难道能够在太子生前蒙受恩惠而太子一死便逃避祸难吗!" 于是，他与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急驰赶到玄武门，准备为太子和齐王报仇。张公谨臂力过人，他独自关闭了大门，挡住冯立等人，冯立等人无法进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管着宿卫军，驻扎在玄武门。他挺身而起，准备出战，与他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未见分晓，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汇集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为时不晚。" 敬君弘不听从，便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向敌阵冲去，结果全部战死。把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万彻等人奋力交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薛万彻擂鼓呐喊，准备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此时，尉迟恭提着建成和元吉的首级给薛万彻等人看，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顿失战心，迅速溃散，薛万彻与骑兵数十人则逃入终南山中。冯立杀死敬君弘后，对部下说:"这也可以略微报答太子殿下了。"于是，他丢掉兵器，落荒而逃。 至此，政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幼儿都被残忍杀害，还在宗室的名册上删除他们的名字。 传说李世民恐惧兄弟的鬼魂前来索命，于是派尉迟恭与秦琼担任门前守卫，但后来因两人年老，无法长期担任，只好转绘制两人的画像挂在门口，成为后世门神的由来。
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女眷则全部没入宫中，后来成为李世民的后宫组成部分，其中较著名的是原来李元吉的妻子杨氏，李元吉死后被李世民纳为妾，但没有正式封号，宫中呼为"巢剌王妃"，是长孙皇后去世以后唯一一个生下子女的嫔妃。这也是李世民为部分学者所诟病的原因，认为他霸占弟媳，有悖伦常。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李唐皇室本就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较中原汉族更为开放，兄纳弟媳很正常，他们的思想中乱伦的概念较为淡薄。
秦王府诸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杀，并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尉迟恭再三争辩说:"罪孽都是两个元凶所犯，而他们已经伏诛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 于是诸将领停止了追杀。当天，高祖颁布诏书赦天下，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加追究。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都应当依照原先颁布的诏令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都任凭秦王处置。
武德九年(626年)7月5日，高祖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颁布诏书:"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然后再报告给朕。"
从古至今 ，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
《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
《旧唐书‧太宗本纪‧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
柏杨:"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
泰然自若兄【七律】吴承恩故居，诗曰：“清风拂柳碧池幽，远听蝉声唱树头。庭院深深居雅士，竹园隐隐掩红楼。匠心写绝天宫闹，椽笔著成西域游。今看世间多鬼魅，擒妖亟待唤金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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