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论语》(3)
12.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有耻且格”的“格”,历来有多种解释,比如何晏的《集解》说:“格,正也。” 邢昺解释说:“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脩而归正也。” 也有人说是“至”的意思,即至于善,向善,归顺的意思。还有人认为“格”应该是“恪”,是“敬”的意思。 《礼记·缁衣篇》有这样的语句:“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杨伯峻先生认为,这两句就是对《论语》里这句话的最早注释,在这里“格心”和“遁心”是相对的,“遁”是逃避,那么作为它的反面,“格”就应该是亲近、归服,所以“格”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人心归服”。 “有耻且格”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语,指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 这一则讲“德治”和“法制”问题,毫无疑问,孔子的大力提倡“德治”的,他认为道德教化可以起到“法制”无法达到的作用,使老百姓心服口服。儒家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但事实证明,“礼乐教化”的功效其实很有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并没有出现,倒是“人心不古”的慨叹几乎无时无之。
1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关于孔子的“天命观”,后人有许多论述。 何晏在《论语集解》里认为,孔子的“知天命”是“知天命之始终”。皇侃的注疏说:“天命,谓穷通之分也。”“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天命。”“天命之谓性;……孟轲得仲尼之蕴,故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钱穆先生引用《论语》里的话,比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等,侧重于孔子对于自身使命感的自觉自发乃至于自信。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里说,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冯契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里则认为,孔子天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是人的理性和主观精神的绝对化,有泛神论色彩。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对这个问题却有超乎我们理解的看法,他认为古典儒学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即“无神论宗教”(《和而不同》)。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说孔子的“天命”,指的是“上帝之意志也”,“天”是“有意志之上帝”。陈来先生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中认为:在周朝,“天命”是一种对主宰命运的崇拜,孔子的“天命”观来源于周朝。所以孔子的“天命”,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对周朝传统的继承。 孔子认为人应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篇》)子夏也说:“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当然,敬畏天命并不就是完全听天由命,孔子认为人还要“知天命”,天命不是完全无法捉摸的,是可以通过学习去体悟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篇》)在孔子看来,“知天命”是人生境界之一,经过不断努力,他终于在五十岁达到了这一境界。 孔子强调在道德行为中体认天命,立志而行之,既已“知天命”,就要“尽人事”,他劝请君主尽自己之力施行“仁”,他以天下大任为自我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篇》)。虽然到处碰壁,但他依然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天命观是非常积极的。
“六十而耳顺”,“耳顺”一词,杨伯峻先生说很难讲,姑且翻译为“一听别人的言语,就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 前人对“耳顺”一词也多有论述。 郑玄注解《论语》时说“耳顺”是:“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就是说听别人说话,能懂得他隐涵在言辞之内的微妙的意旨,言辞之外尚未说出的深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解释了,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许多人所接受。 南朝的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里引用李充的话说:“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北宋的邢昺在《论语注疏》里说:“耳顺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也。”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耳顺,所闻皆通也。”“声入心通,无所违逆。”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里说:“闻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则知言之学,可知人也。”这些和郑玄所说的都很相似。 但这样解释,道理并不深刻。“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是乡下老农都懂的道理,能懂得别人话语之间的深刻涵义,许多聪明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未必需要修养到了六十岁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清代的焦循在《论语补疏》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他说的“善与人同”,是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求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进而对错误的说法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这样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有的学者很看重自己所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听到他人的言论,既不能善与人同,又不能择其善而扬之,更不能见其错误而隐蔽之,就会逆耳违心,听不进去。而圣人所持的道理,是普遍性的规则,要一以贯之,无论什么话都能听进去,隐恶扬善,晓畅通贯,这就是耳顺。 这种解释也被许多人所接受,比如刘宝楠就说:“焦此义与郑异,亦通。”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则把“耳顺”视为“养生之要,耳无妄听,姑且妄听,便听之任之,无须为一点点小事而与人争得脸红耳赤。”也就是说,年纪到了六十岁,个人的修养成熟了,再没有不顺耳之事,听得进逆耳之言,詈骂之声也无所谓,无所违碍于心。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的解释与此相近,他说“耳顺”就是:“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 ? 这两种说法强调个人修养,虽然是我们普通人不容易达到的,但要是说孔子把它放在“知天命”之后,作为自己人生的又一重境界,似乎还是不够分量。焦循的说法相对深刻一些,但是不是符合孔子的原意,恐怕也有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