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上混，迟早是要还的！”这是一句港台江湖片上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既是江湖中人，那江湖上的一切你都要能接受，无论是好与不好。最近学习了商鞅变法，也产生了类似想法。如果没有商鞅变法秦国强盛不起来；如果商鞅不违犯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就不会被“五马分尸”；如果商鞅接受秦孝公禅让，肯定会更加飞扬跋扈，在当时将引起公愤，在后世将留下骂名；如果……这样如果下去你会发现，商鞅你就“变法”，变完法你就走人，这才最符合历史、符合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历史做出的最终选择。由此我想，商鞅不过秦孝公一“枪手”耳！
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末期，地处西部的秦国偏僻落后，内忧外患。秦孝公继位后，志存高远，奋发图强，广开国门，招贤纳士。治理国家自己不行，国人不行，那就请高人来出主意想办法。之下，高人来了不少，只有商鞅的“王道”与秦孝公不谋而合，商鞅成了秦孝公选定的变法“枪手”。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商鞅变法推进的过程可以说艰难、曲折而富有故事性，特别是变法见到效果后，赢得了支持者的好评，部分反对者转向支持变法，少数继续反对者也都偃旗息鼓。商鞅也因此升官晋爵，得封受赏，名扬天下。这个时期，商鞅的变法大刀阔斧，成果辉煌，在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他作为统帅率领
秦军收复了河西。这个时候，商鞅功高盖世得有点洋洋得意。殊不知变法触动了贵族利益。为了保证新法的推进，商鞅顶撞当朝大臣，治罪太子，严厉惩罚太子的老师，轻罪重刑连坐法，在民间也创下“日杀七百”的壮举。变法成功了，成果是秦国的，而得罪的人却记着商鞅的“账”。
其实，这个时候，商鞅如果能认识到“药能治病，但是药三分毒”，就应该见好就收，也许结果会好一些。但他功劳愈大，野心愈大，几乎忘记了秦孝公在背后的支撑，忘记了秦孝公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逝期将至。世外高人赵良提醒过他，并劝他不妨将受封的城池退还秦孝公，商君这个名字也别要了，解甲归田，把位子让给贤能之人；要知道，秦孝公一旦去世，没有人能保护你。而他却当了耳旁风。甚至秦孝公要禅位于他，据《战国策·秦策一》载：“秦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他居然也不假思索拒绝了。真的是变法成功，一变就灵吗？变法改变了秦民秦风秦力，却改变不了自私自利的人性。商鞅自己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商鞅倒霉的日子开始了。首先是公子虔（秦孝公的哥哥）告商鞅谋反，商鞅明知公报私仇，却有理说不清，也不敢说，只好亡边城。其次是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最后是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军，亦不愿收留。无奈，商鞅只得返回商邑，拥兵抵抗，秦国发兵讨之，杀商鞅于郑国渑池。迫于秦国老贵族的压力，死后的商鞅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不管商鞅好不好，对不对，变法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变法成功了，变法之人就没用了，没用之后就显得功高盖世，喧宾夺主，此人不除更待何时？所以，即使公子虔不告状，商鞅也得死。这是毫无疑问的。
“枪手”是有本事有才能的人，“枪手”要为人所用才能显示其本事和才能。与其说商鞅是秦孝公的“枪手”，不如是说时代的“枪手”，社会的“枪手”。“枪手”商鞅的结局虽然可悲，但对社会、对后世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其实，作谁的“枪手”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社会的贡献。商鞅之所发被记忆也下在于此。
不过一点个人体会而已
它有它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