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考上哈佛

山色空蒙

打工子弟考上哈佛：12岁“北漂”，曾帮父母在街边卖煎饼

2019-05-01 09:00 来源:极昼

原标题：打工子弟考上哈佛：12岁“北漂”，曾帮父母在街边卖煎饼

文|程静之 编辑|王珊

三月初的一个周五，准备下班了，25岁的段孟宇收到一封邮件，“我被哈佛录取了。”

北京时间凌晨四五点，开网约车的父亲醒来，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邮件截图，“真的吗？”他看不懂这张全是英文的邮件内容，但认出了女儿名字的拼写。

“我也不敢相信，过了很久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这样想，就觉得它是不是把offer发错了。”段孟宇12岁跟父母来到北京，两年后，她入读打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一家人住在城中村，周末，她帮父母在中关村街边卖水果、麻辣烫，还卖过煎饼。

2010年，段孟宇从蒲公英中学毕业，两年后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录取，之后在外界资助下，就读于美国路德大学，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硕士，最终成为蒲公英中学第一位走入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城边缘的南五环，这里街道狭窄拥挤，路边是低矮的平房，车辆驶过时，扬起一路尘土。

旧厂房改建的校园内，招收的都是跟随父母，四处漂泊的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装修工、服务员、工地小工，但在这所提倡素质教育的学校里，他们获得了与外国志愿者交流、参加夏令营的机会。

流动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提及，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北京、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中跨省流动的占90%以上。

在蒲公英中学的墙壁上，画着一株美丽的蒲公英。学生们来来往往，有人上完一学期，就跟父母返乡了，有人为了升学不得不提前离京，从此杳无音信。

段孟宇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在老师的印象中，她的成绩并不拔尖，但做事踏实，有股韧劲儿。“就像校歌里说的那样，飞到东，飞到西。无论多么艰苦的地方，给我很少的阳光，很少的雨露，都能落地生根，生存下去。”段孟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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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段孟宇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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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麻辣烫与煎饼

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就去宁夏打工了，弟弟出生以后，他们又决定去北京打工。

一到五年级，我都在村里面上小学，大部分时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是河南周口特别小的一个村庄，学校在几个村中间，我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平时要上早自习，中午要回自己家吃饭。

我和弟弟过年或者暑假会来北京玩几天。后来在老家，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生病，爸妈有点不放心，就让我们来北京，虽然生活开销会大一些，但他们愿意多累一点，让我和弟弟待在他们身边。

正式来北京那年，我12岁，早上坐大巴车，到北京已经半夜了，感觉外面好多灯，特别亮，很多高的建筑，后来回去还跟村里的同学说，那个建筑有一千米高。

到了我们家住的地方，好像也没有说的那么繁华，有些失落。那是海淀区角上一个村，颐和园就在附近，离中关村大概20分钟。很多打工的外地人在那边住，20平米的简易房，每家一户，住在一个院里头，还有很多人在大棚里养蘑菇。

我家摆了两张床，我睡一张床，爸爸妈妈和弟弟睡另一张。房里用钨丝灯，黄黄的，暗暗的，瓦数不是很高，有时候需要换灯泡，住的时间久了，也习惯那种光线了。屋子外面支一个小灶做饭，冬天烧煤暖屋子，但北京大火之后，去年就不让烧了。

那时候北京挺宽松的，周围好多小孩都在一个私立小学，交了学费就可以上。离我们家也很近，走路就十分钟，我在那儿上了六年级，早上带着弟弟去。

后来，我去了蒲公英，很多人回老家上初中，就很少见到了。也有同学去北京其他地方读初中，不知道怎么的，高中就辍学了，之后就开始在北京打工。

我去蒲公英的时候，七年级刚好新开了一个五班，都在前院，他们会把同一个基金会资助的学生放到一个班里。地理课上，班里画了一个地图，写哪个同学来自哪里，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最远的还有广州的，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话是那样的口音。

学校没有吃饭的地方，都是学生用桶把饭打到班里，然后给每个人盛饭，我们带自己的碗，坐在座位上吃。外界人去觉得很艰苦，我也没觉得，相比村里的小学，已经好了很多。

我们住校，很多人周日上午就回来了，因为家里没有写作业的地方，而且人大附中的志愿者会来给我们补课，老师也鼓励大家早点回来。

我们经常搬家，来北京搬了五六回了，有些地方住个一年，可能就要拆了。很多时候我（从学校）回去，就已经搬好了。从海淀搬到昌平，最远搬到回龙观。

爸妈各种小生意都做过，早晚轮流出摊，在中关村卖水果、麻辣烫，还卖过煎饼。星期天，有时候我会去帮忙收钱，或者收一下盘子。上高中的时候，城管就已经很严了，第一回被抓到，就把东西全都拉走，第二回或者第三回，就要进拘留所，我亲戚有一次就被抓走了。爸爸晚上卖完煎饼后，早上还要守在路口那边，帮妈妈一直盯着，像“猫捉老鼠”的感觉。

现在他们都快50岁了，爸爸贷了一些款，开网约车，挣钱慢慢还，妈妈在家待不住，在饭店找了一个活，总体来说还是往好的方向走，我才不用担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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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学校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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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

到了蒲公英，我才开始正式学英语。小学没有英语，五年级才开始上一点点，也就几周一次课。在蒲公英有很多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机会，刚去没多久，就有一对美国夫妇来我们班，跟着一起做活动，教了一首美国棒球队唱的歌。

蒲公英给了我很多机会，有时候参加演讲比赛，让我变得更外向，喜欢组织各种活动，帮老师管理班级。我觉得我很努力，但我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拔尖。

初三的时候，世界联合学院（UWC，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课程）挪威分校校长来我们学校参观，一些UWC很早毕业的校友也来了，我们班一个同学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一个校友的回答是，帮助世界的人和平生活在一起，不再因为对方的不同发生对峙。我当时觉得他的梦想很奇特，很多人的梦想是考上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感觉UWC很不一样，想去看看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过那时候最紧要的还是中考。天蒙蒙黑，很多人开始在操场上跑操，学校会放各种音乐，其中一首是《爱拼才会赢》，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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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中学之前的教室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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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初一人特别多，初二上了一个学期，有些人走了，中考之前又走一部分人，最后留下来的人就很少了。

毕业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 Next Step （下一步）的夏令营，大家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选择，是继续读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自己到底适合走哪条路。我说我想考UWC，一个志愿者特别支持我，她当时在北大读研，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给我提各种建议来提高英语。

我特别喜欢早上早起个十来分钟，去操场读英语，操场特别安静，好像整个都属于我。

高中还挺顺利的。我们那年和一所普通高中建立合作关系，开了一个班级，全都是蒲公英的学生，高二分班的时候才打乱了。以前觉得那些（本地）同学靠家里，不学习，这次混合才发现，他们很努力，也很善良，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

从面试到（收到世界联合学院）录取通知书，等了两三个月，这个过程挺煎熬的，心一直悬着，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开邮箱看一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不像大多数人，从初中到高中，你知道肯定会走高考这条路，会一直坚持走下去。那段时间想的也挺多，如果考不上的话，可能就打算回老家读高中，准备高考。我爸都已经快把老家的学校都给我找好了。

大家都处在这种摇摆不定当中，班上会有一些浮躁的气氛。最先走的一个同学是高二上学期，过完圣诞节之后，提前回老家适应教材和做题习惯。大家把那个圣诞节办得很好，没有说舍不得或者不开心。

其实想高考的话，大家都会走这一步，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申请结果出来了，可以去申请签证，我用两三周的时间过了雅思。爸爸把我送到机场，比我大一届的学姐和室友在伦敦的机场接我。

学校一共300多人，来自90多个国家，基本上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做各种社区活动。我碰到了很多优秀、有理想，勇于为别人站出来的同龄人。

我妈妈基本没怎么上学，爸爸可能初中上完了，高中上了一点，但他们很支持我，无论读到什么时候都支持。

我最好的朋友，其中两个是蒲公英的，从大学到现在一直保持联系。和其他同学很久没有聚过了，我们那届最后考上大学还挺多的，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过得都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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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孟宇和同学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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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把一个人带到更远的地方

从蒲公英到UWC，让我认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在UWC的第一年，我去柬埔寨短期支教过，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看到很多光着脚，在街上卖各种小东西给游客，或者在街上乞讨的小孩，哇，就觉得那种冲击特别强大。

活动是UWC（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的一个英国校友创建的，在柬埔寨不同的偏远乡村，教逻辑、美术、音乐，还有他们当地的主流语言。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工厂会挪到东南亚，他们都是土著居民，没有一技之长，教当地的主流语言可以帮助与外界交流。

学校就是几间小木屋，可以做教室，各个角落里绑着睡袋，所有的志愿者住在里面，可以遮挡蚊子。柬埔寨有最亮的星星，因为晚上没有灯，大家会坐在学校旁边的木凳上，一起聊天，一起听歌，一起看星星。

作为一个志愿者去那里，就想起我在蒲公英，志愿者给我讲课的情景。回来之后，我也想了很多，每个地方待一周，这么短的时间，我到底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发现，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后来我在美国读路德大学，学的两个专业是心理和管理。陈先生（备注：一个个人资助者）的赞助和戴维斯奖学金覆盖了学习和生活的大部分支出。留学生不允许在校外打工，我第一年就在学校食堂打工，每小时7美元多一点。最多时候打三份工，在社会科学部帮教授查资料，也帮另一个教授做调研，还教过外国同学中文，每周打工13个小时，差不多攒到一张回国的机票。

除了我，村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女孩。她们上完初中，有些读了高中之后，就去广州或者无锡的制衣厂里打工，几年后就回来嫁人。

上一次回家过年，是10年前了。小学和我同班就有一个同学外出打工了，我们一起聊，当时就觉得，哇，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后来听我妈妈说，小时候一起玩的人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一两个小孩了。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不可思议，不敢想象，我说不上来。

现在，他们把小孩放在父母家里，夫妻两个又出去打工，他们的孩子又将变成流动儿童，跟我爸妈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好像一个循环一样。虽然国家在经济上进步很多，人们的生活条件也确实改善，但是受教育这件事情，就和我爸那一代人一样。

并不是他们上不起学，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不去上学，可能在农村那种情况下，对学习渐渐失去了兴趣。我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好多少，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他们曾有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的话，可能比现在的我做得更好。

我觉得自己除了幸运，还是幸运。如果爸妈没有把我带到北京，如果我去的是另一所学校，没有去蒲公英，很容易就像老家的同学一样，过上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来波士顿之后，一边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一边申请哈佛大学，觉得我的知识储备还不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选择教育学院，是因为对教育、国际发展、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教育真的是帮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怎么把一个人带到更远，然后再去帮助别人。我一直在想，是在政策专业学教育，还是在教育专业了解政策，最后选择，先要懂什么样才是好的教育，才可以做出好的政策。

最近，我在看美国前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写自己怎样在一个低收入家庭，每天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去特别好的一个高中读书，考入普林斯顿，最后考入哈佛的经历，跟她丈夫一起入住白宫。我发现成功人士认识自我，认识世界都会有一个纠结的过程，并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事情。

拿到哈佛的offer之后，我现在想的更多事情不是未来怎么样，而是我明年开学，怎么好好利用在哈佛这一年的机会。

我最喜欢电影《阿甘正传》。阿甘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特别纯粹，别人觉得特傻，但他都在尽自己全力。我特别敬佩他，努力成为他那样。

责任编辑：黄麟云 UN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