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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上海大**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 天刚亮,**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宣传画“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叶永烈/文 历史解密:华国锋淡出政坛始末山西文史 华国锋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央政治局表决结果,以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几位过去都是华国锋政治路线的支持者。1980年2月24日,叶剑英在五中全会上就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发表讲话,叶剑英指出: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无疑是将华国锋党政军集一身的大权分解出来一大块。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决议全部通过表决。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在这一事关重要的总理人事变动同时,邓小平宣布他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人亦不再兼任副总理职务。而另一位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解职的请求。 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40多年来,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我看也是应该肯定的。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 那个时代的宣传画 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将他的表现列举了五条,即: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 华国锋同志还常关心家乡经济的发展,每次老家人来看望他,他总会关切地询问:“家乡经济发展怎么样?收成如何?”1991年,他回到山西交城老家,在他入住的交城县政府招待所,会见了乡亲们。华国锋同志在老家的亲侄女、已经70岁的苏凤仙向记者回忆说:“叔叔很关心家乡的建设和经济收入。他知道我在化肥厂工作,便问我,‘你们化肥厂的生产、经销情况怎么样?’” “很好呀!”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 “800多。” 她的婶婶韩芝俊在一旁接过话茬儿说:“那真不错,你的工资比我高,我才600多一个月。”话音未落,笑容就爬上了华国锋同志的脸。 交城的卦山,是华国锋同志当年打过游击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卦山的旅游开发总是格外关切,希望能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力。在卦山山门殿的一座崭新五彩牌楼上,就悬挂着华国锋同志亲笔题写的“山形卦象”四个大字,遒劲端庄,中规而不失洒脱。他还将自己手书的全部毛主席诗词的碑刻,交予卦山风景区收藏,为卦山增色不少。 去的地方多了,看着各地的发展,华国锋同志心里高兴,家里人却担心:每到一处,华国锋同志总喜欢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去完了市中心,还要去一些县级城市,上午参观了好几个地方,下午还要见见当地的客人,询问各方面情况,有时候,连晚上也被占用了……儿女们“抱怨”:“您现在出去的目的是休养,不要弄得那么紧张,万一身体吃不消怎么办?”华国锋同志却总是摇摇头,在他的心中,当然有着比休息更重要的事情。 平易近人重感情 8月31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华国锋同志的人流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曾在华国锋同志身边工作,晚年又与他保持着颇多的交往。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给华老拍照片。” 被称为“红墙摄影师”的钱嗣杰,双手捧着8个月前给华国锋同志拍的一组照片,对记者说:“你看,华老当时的身体还很好。我还盘算着过了暑季再去看他,给他拍些照片。眼看天气凉快了,老人家却……走得太突然……”这位80岁高龄的老摄影家,用颤抖的声音寄托着自己的哀思。 钱嗣杰是新华社高级摄影记者,曾为毛泽东的第三任专职摄影师,后又为华国锋同志做了3年的专职摄影师。他比华国锋同志小7岁,但华国锋同志却叫他“老钱”。“从我那些年在华老身边工作时起,他就这么叫我。我还记得有时候会议结束,他会突然操着山西口音说:‘老钱你累不累?’真让我受宠若惊!”钱嗣杰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习惯称呼华国锋同志为“华老”。“他和我们很亲近,我们都觉得和他在一起没什么距离感。” 钱嗣杰拿出几个厚厚的大信封,里面装着他挑选的华国锋同志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从华老担任总理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给他拍照片了。之前,我没有特别研究过怎么拍他,但拍出来的照片都不错。后来我发现,因为他特别爱笑,镜头捕捉到的都是他的笑容,所以很好拍。” 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钱嗣杰也被新华社派驻东京做摄影记者,直至退休。回国后,他一直惦记着华国锋同志,便给华国锋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想去看看他。 “没想到秘书一告诉华老,他便非常爽快地说‘来吧’。” 一天下午,钱嗣杰如约来到华家。华国锋同志已经和夫人坐在客厅里等候了。这次见面,华国锋同志和钱嗣杰都显得非常激动。“我们之间没有觉得陌生,华老只是感慨当年给他拍照片的壮年汉子,如今也白发苍苍了。当华老又一次叫我‘老钱’的时候,我特别感动。虽然数年不见,但一下子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钱嗣杰感觉,“这时的华国锋同志更像是一位长者,一位曾经和我们共过事的老朋友”。 此后,每年春节,钱嗣杰都会去看望华国锋同志。“每次都是闲聊,互相询问彼此的身体状况,共同回忆往事,家长里短,很随意。”2007年底,钱嗣杰又如往常一样,去看望华国锋同志。“那次我还带了位年轻的记者。华老嘱咐那位年轻人,记者从事的工作,是我党一项重要的工作,年轻人更要好好努力。” 那天的华国锋同志,兴致一直很高。钱嗣杰又情不自禁地拿出相机,“抓拍到华老坐在沙发上灿烂的笑容”。钱嗣杰反复翻看着他给华国锋同志拍的这张最后的照片:“我只给华老拍了这么一张晚年特写,不过他表情没变,还是这样的笑容。”钱嗣杰睹物思人,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曾在华国锋同志身边担任过警卫工作的曹俊洪,是特地从江苏宜兴赶来参加对华国锋同志的悼念活动的。 他告诉记者:“我头几年去看华老,没有注意到他的穿着。1995年那次见面,我偶然发现华老的衬衣领子后面,居然还打着厚厚的补丁,很惊讶。我说:‘华老,您的衬衣怎么还打了补丁?’他若无其事地说:‘我穿衣服很随便,这衣服还能穿。再说,每次出去买也麻烦,还很难买到适合我的号码。”曹俊洪默默目测一下华国锋同志的身材,记下了他能穿衬衣的尺寸:“华老大约要穿44码加肥衬衣。”回到老家,曹俊洪就试着给华国锋同志定做了两件。 当曹俊洪把定做的衬衣送给华国锋同志时,“华老显得很高兴,当时就拿出了钱,坚持要付费。我说不要,但是他不同意。所以,以后每次给他的衬衣,我都是收了费的”。 在曹俊洪看来,晚年的华国锋同志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老人。“华老和他的夫人平时要是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就是最普通的老两口……也没有见过像华老这样随和的人,每次我去看他,常常还带一些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华老都很热情。有人要和他照相,他都爽快地说,‘大家一起照吧’。有人向他求字,他也是说‘好吧,你改天来取’。临别,他还坚持要把大家送到门口。” 还有几个当年在中南海共事的老战士,过去他们有的常常三三两两地相约去看华国锋同志,也有的专门等到每年的12月26日和9月9日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华国锋同志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时,和他见一面,叙叙旧。“我们这里有给华老站过岗的,有当年陪他出访过的。华老平易近人,私下总是和我们有说有笑,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2007年12月26日,86岁的华国锋同志带家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曾跟随华国锋同志访问过朝鲜等国的陈长江老人,几乎每年这个时候都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等华国锋同志。他说:“在毛主席塑像前,华老每次都恭恭敬敬,庄严地给大家喊口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如今,令这些老人感慨万千的是,他们却站在了华国锋同志的灵堂前。“还有几天就是9月9日了,可是我们再也听不到华老喊的口令了……” 晚年最大爱好 华国锋同志家的会客厅中央,悬挂着一张条幅,“清静”二字大气、从容,这是他85岁时的作品。在与华国锋同志众多书画界好友接触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书法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之一:他用毛笔给侄女写信、看《中国书法报》、在书房挥毫泼墨、以书法结交朋友……原本清静的退休生活,因为书法,生色不少。 华国锋同志常说,自己年少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没有整块的时间学习、练字,他就以手指、小木棍当笔,以腿、以地当纸,忙里偷闲、零打碎敲,久而久之,随手练字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他退休后,被发挥到了极致。 华国锋同志有一间50多平方米的书房,钥匙他总是随身带着,外人很少能入内。退休后,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读史和书法研习上,每天早上散完步,他就回到这里,在书房正中那张长约2米,宽约1米的书桌上练习书法。 练得多了,自成一派,但身边“清一色”的赞扬声,却让华国锋同志感觉难免有些“单调”。 1982年,华国锋同志的交城老乡、在当地书法界很有声望的韩学武登门拜访,对他一见如故的华国锋同志,临别时还一个劲地追问他练习什么体,练了多少年。 第二年,再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首先将他带到书房,从书柜中抽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幅作品,让韩学武“指点”。 有着40多年习字经验的韩学武快人快语:“你的字,既有颜体的宽博宏伟、沉雄朴茂,又有柳体的瘦硬坚挺,骨力洞达!只是,个别的字,还欠点儿力度。”简单、实在的几句话,听得华国锋同志喜从心来:“直来直去说真话的,只有你一个。” 就冲这一点,自此以后,韩学武每次到北京探访,华国锋同志都会拿出自己最近的书作,请他点评。华国锋同志的谦虚让韩学武很不好意思:“我怎么点评得了嘛!”“你是书法家,怎么点评不了?”这事传到交城,交城人都说,在书法上,韩学武是华国锋同志的老师,可韩学武却总觉得自己不敢当:“华老的字,从表面上看质朴、平淡,但实际上很有骨力,功力很深。” 华国锋同志写字,写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诗词。在他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的全是他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即便再练一百年,也练不到毛主席那个水平”。 不过,喜欢归喜欢,熟悉华国锋同志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的,还是颜体。“小时候,老师强调临帖,在他圈定的碑帖样本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柳公权和颜真卿的楷书字帖。而颜体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气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说得通俗点,就是带劲,耐看。”著名书法家王子忠还记得,华国锋同志曾经这样解释自己选择颜体的原因。 内行人看门道。对华国锋同志的字,懂行的人曾以“浑然大气、骨力尽现”来评价它,国际文人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张世简说:“华国锋同志书体,由颜体演化,刚而不火,拙而不滞,修为已达高峰。” 1996年前后,华国锋同志经历了一场大病的折磨,体力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坚持每天练字。但是,在他的家中,仍然时不时有一些书画名家慕名而来,与他切磋。 1999年12月13日下午,当辽宁书画家姚俊卿如约推开华家大门时,主人早已在客厅里等待。“首次见面,华老热情而没有一点架子。”姚俊卿说,华国锋同志很快就以书法为话头,和他聊了起来。 “我已经断了三年没好好练习了。”79岁的华国锋同志语气低惋,让姚俊卿内心一沉:“不应该断!书法是能强身健体的!”他激动地从沙发上起身,比划起自己关于“书法之力在于脚”的感悟。华国锋同志坐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不住地点头。相聊甚欢的二人甚至忘记了时间,姚俊卿挥手告别时,才发觉外面已夜幕降临。 华国锋同志在书画界的另一个朋友,是河南书法家李铁梁。因为都是练习颜体,所以见面之后,感觉格外投缘,不但相互切磋书法技艺,还互赠书作。华国锋同志对李铁梁所赠的“善为寿相,德是福根”大为欣喜,欣然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大字回赠。 天南海北的友人,就这样在华国锋同志那个古朴的小四合院中来来去去。也有人千里迢迢找到华国锋同志,希望能求得一方墨宝。对这些要求,华国锋同志也是尽可能地满足,可他有一个原则:有关商业的字不提,只写公益性的。2002年,当华国锋同志听说自己的字成了市场热炒的对象,甚至有人仿照他的字体,私刻假章伪造,他很不高兴,当即决定,对外封笔,不再给人题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华国锋同志的字迹在社会上渐少,只能偶尔在收藏家手上谋得真容。不过,即便如此,正如了解华国锋同志的书法家们所说:“书法,仍旧是华国锋同志晚年最独特的一抹色彩”。 一辈子不改山西口音 亲不亲,家乡人。华国锋同志对山西的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1991年,华国锋同志见侄女苏凤仙的牙不好,便催促她:“你的牙去换个烤瓷的吧。你看我的牙,去年换的,挺好的。”之后,苏凤仙去了山西齿科医院,换掉了十几颗牙。他又发现自己的大嫂、苏凤仙的母亲石玉环患了白内障,便赶紧接她来北京治疗:“我帮你们找医院,你们自己出医药费。”1997年和2000年,苏凤仙陪着石玉环两次到北京治疗眼睛,都住在华国锋同志家里,每次一住就20几天。回山西后,她们逢年过节都会收到华国锋同志捎来的小礼物,水果、月饼、饼干……大多是吃的。苏凤仙也会给叔叔“回礼”,都是山西特产。华国锋同志一般不进甜食,但苏凤仙寄的家乡特产他一定要尝尝。 2001年华国锋同志80大寿,苏凤仙在电话里说,要到北京给叔叔祝寿。华国锋同志“不批准”,但苏凤仙还是提前一星期到了北京,住在一间便宜的旅馆里。“到了2月16日,叔叔生日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里,他很惊讶,也很高兴。” 寿宴很简单,一顿家常饭,一个生日蛋糕。席间,华国锋同志对孩子们说:“改革开放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的前途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要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生日宴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同志站了起来,背诵了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06年春天,华国锋同志最后一次和侄女团聚。4月,苏凤仙去澳大利亚看女儿,临行前探望华国锋同志。年迈的华国锋同志拉着苏凤仙的手说:“照相,我们照张相!你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回来?回来时也看看我。”一个月后,苏凤仙带着礼物回来了:用澳大利亚绵羊毛织的一件毛衫、一条毛裤和一床毛毯。华国锋同志拿着礼物,呵呵直笑。“婶婶在旁边说,‘不能要,不能要,不能养成收礼物的习惯。’”苏凤仙说,“我一听,急了,连忙说这是保护腿的,叔叔的腿不好。”“好,好,保护腿……”华国锋同志笑道:“我就留下毛毯吧,这是你的心意。其他的你拿回去。” 对交城的乡亲,华国锋同志也同样亲切。华国锋同志会客,一般都只有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但家乡人来了,常常一上午都谈不完。秘书催他,他说:“再谈一会吧,家乡的人来一趟不容易。”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之间,华国锋同志要打一次针,只要家乡人在,他会让护士来客厅打针,为的是不中断谈话。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是《华国锋在战争年代》一书的主编。由于写作上的需要,从2003年起,他多次探望华国锋同志,是和华国锋同志见面次数最多的交城人。田瑞说:“有意思的是,华老到老都讲‘土话’,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交城话。有些词,现在的交城年轻人都听不懂了。比如有一次,华老见我进屋,便用浓浓的交城话说‘你又来瞭(看)我了?’然后哈哈大笑。” 华国锋同志向来不收礼,唯独家乡人送来的小米、红枣、玉米面,他会高兴地收下,但反复叮嘱乡亲:“下次不要带了,这些够吃很久。”田瑞告诉记者,2006年,他带着一些家乡的骏枣去看华国锋同志。为了让华国锋同志高兴,他说这是从华国锋同志外婆家的枣树上摘的。华国锋同志一听,马上拿起一颗枣,还没洗就放进嘴里。刚咬开,他就说:“田瑞,你骗我,我记得姥姥家的枣是白瓤,你这枣是绿瓤。”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糖尿病人不宜吃枣,老伴急得连声阻止:“一次只能吃一个!”但华国锋同志不听,接连吃了好几颗:“交城的骏枣最好吃了。” 生前嘱咐要回卦山 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国锋同志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9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卦山,这里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从卦山到华国锋同志的出生地——交城县天宁镇南街,大约3公里路程。南街位于县城中心,是一条南北走向、狭长的深巷。在巷子南端,有一座典型的山西农家小院,华国锋同志的父辈当年就租住在此,房东姓张,至今张家仍有后人在这儿居住。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张家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子,讲述了张家代代相传的华国锋同志往事。当年,华国锋同志的父亲苏庆惠,15岁时从杜家庄来到交城,在“义成合”皮坊当学徒谋生。结婚时,他租了张家院子北面的几间正房,作安家之地。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同志出生了,苏庆惠给他取名苏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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